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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华馆长谈 红岩 的改革

    增幅。更重要的是要让职工在工作当中有一种事业的成就感,2003年我们买了几百套房子,一平方米的房价中职工个人出五六百元,其余由单位出钱,解决了所有职工的住房问题。这些钱都是我们在市场运作中赚的钱,不是门票收入,不占事业发展经费。这样既保持了职工的积极性,又保证了事业的发展。机制创新对我们事业的发展有很大保证,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以投资来推动事业发展的话,那么现在体制、机制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释放,推动事业发展的效果更为明显,这就印证了“结构决定功能”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博物馆一般称社会教育部门为宣教部、群工部、社会教育部等,我认为这个名称计划经济色彩太浓,是把自己视为宣传者、教育者,单向传播。这种名称是“我开门、你来看”的表现,最终是靠“文件”观众而不是市场观众,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就把这个部门名称改为公共关系部,去年我们又改为“接待中心”,服务的色彩,人性化的色彩比较浓,名称上的变化可以看出我们理念上的变化。

        记者:你们如何利用市场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厉华:我们纪念馆在操作和运行方面非常讲究市场性,也就是说随着时代和市场主题的变化不停地调整宣传思路和展示手段。我们的陈列展览可以说是两年一换,每年都必须向社会推出新作品、新产品。常展常新,才会对社会保持长久的吸引力。譬如,为了满足人们多元化的视觉需求,2003年我们推出了“红岩启示录大型艺术景观”,这个展览把图片、文字放到辅助地位,主展线、主展板上全是我们请来的社会知名画家、雕塑家创作的油画、景观、雕塑,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相当强。为了培育观众市场,我们主要举办三类活动:一是通过巡展、报告、展演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作“红岩”品牌的宣传活动;第二,我们利用“红岩”品牌资源和革命文物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与重庆市近七、八十所学校、单位进行“红岩”班队的创建活动。我们还经常举办征文、诗歌朗诵、“我爱红岩”等一些社会性主题活动;第三,通过各地的“红岩文化室”吸引当地青年、未成年人及居民。这些人在当地看了展览以后,如果有机会到重庆,就会来参观我们的纪念馆。 
     
        我们的收入除国家拨款外,主要通过市场操作,而不是靠门票收入获取。在全国革命纪念馆当中我们的门票收入可能是最低的,参观渣滓洞、白公馆也就五块钱,我们坚持薄利多销。如何进行市场运作呢?譬如已经连续17年在全国各地搞的“红岩”宣传活动,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些经济回报。我们还利用纪念馆的优势向社会输出技术,参与重庆市和外省市的一些展览设计。我们有一支比较强的展览设计制作队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研究发展中心”有一个红岩设计室,还有技术部,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每年在社会上接手的业务都在100万元以上,2004年在300万元以上。人家看重“红岩”品牌,我们又采取低价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我们现在正在为福建马尾中国海军博物馆搞陈列设计制作,整个工程500多万元。
     
        在管理方面我们就突出一条“抓效益,求生存,搞创新,求发展”,利用市场机制来办好博物馆,走出专业圈,产生社会影响。现在我们纪念馆有一点动作就会引来社会的关注。为什么?因为“红岩”已经是重庆人的骄傲,是重庆市的一个品牌和一张名片。

        记者: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目前的资金运转情况怎样?
     
        厉华:我们资金运转的情况是这样的,政府拨款保证一半人的工资,另外一半人的工资要靠我们从门票收入和市场收入中获得。以今年为例,两个纪念馆的门票收入和在社会上举办各种活动获得的收入有1300万元左右,政府人头费的拨款将近500万元,再加上其他一些专项拨款,总共有2000万元左右。我们的收入在满足了人员、事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后,剩余的资金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投入社会举办公益性活动,三分之一用于基础理论研究,最后三分之一投入硬件设施、环境设施的改造。

        记者:在实践过程中,你们如何处理事业和产业这两种成分的关系?
     
        厉华:我认为博物馆内部的事业和产业成分应该两分开,如果不这样,博物馆面向市场进行的经营活动在性质上就比较模糊。任何一个博物馆都有点第三产业的事情吧?既要占用博物馆的经营场地,又要占用博物馆的业务用房,为什么不把它剥离出去?而且这样资产关系也不清楚,这收入到底算什么收入?如果赚了钱就应该向国家上税,但这些收入多半都没有上税,而是成为博物馆这个小团体体外循环资金的补充。实际上,博物馆的第三产业是一种社会化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大做强,以这种收入来支撑和发展主体事业,剥离出去后,它就是公司、企业的性质了,虽然和博物馆的性质不一样,但还属于博物馆管理,它的收入必须交给博物馆。改革以后,我们以两个纪念馆为主体,“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作为它的一个研发实体,文化公司作为它的经营实体。
     
        我们所说的产业有两个根本前提,第一不以盈利为目的;第二社会效益是最高准则。我们赚了钱,在实现了收支平衡以后,再来做想做的事情。我说几个数字吧,我们每年的收入,100元钱里有60元钱投入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国家文物局近十年给我们的文物维修费不超过300 万元,而我们自己这几年投入文物维修和管理上的钱将近400万元 。国家拨给我们的文物征集费大概是25万元,而我们自己投入的征集费有70余万元。在资金调度安排上,我们首先要保证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这里虽然名声很大,职工收入并不是很高,职工的奉献精神和思想觉悟就体现在这里,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我这里还有一个数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当馆长以前,馆里的固定资产,除去文物就只有30多万元,而现在我们的固定资产已经有1560万元,国有固定资产的增加可以说明我们产业的性质和产业、事业间的关系。
       
        记者:您现在担任多重角色,既是红岩馆的馆长,又是“红岩联线研发中心”的主任,另外还是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作为一个文化局副局长,你怎么看待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比如博物馆的体制改革?

        厉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要在三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把机制做活,激发活力,产生最大的效益。这里必然要涉及到经济效益方面的问题。有观众来参观博物馆,就会产生社会效益,同时观众在博物馆的消费行为又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体现为观众效益,我们在内部机制的转换和改革上要把观众效益提出来。这关系到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经营、管理国家文物资源的利用率怎么样?要讲求投入和产出的对应关系,这集中体现在“效益”问题上;第二,要把人的问题解决好,不能再吃大锅饭,必须对岗位制度进行调整,把岗位的权、责、利协调好;第三,通过改革要使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加强,要强调博物馆对社会的贡献。
     
        博物馆产业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关键要把握好两个度,第一必须把产权关系、资产关系理顺。事业和产业这两种成分必须实行剥离,不能捆在一起,捆在一起就可能导致资源流失和产权不清,最终对文物保护事业造成破坏;第二要摆正母体和子体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博物馆的产业不能搞授权经营,必须探索一种适应文物管理体制的新方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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