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社会做出回应，重新检讨自己在信息时代与学习型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实现自己功能的再扩展与藏品资源的细分化，通过特色化、社区化和人性化，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正在变革着人们利用博物馆的方式，全球性的自由贸易环境和文化交流也极大地影响人们对传统文化和博物馆的功能认识，加上由科技与经济进步所带来的人们的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变化，使博物馆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强劲的一次冲击与改革浪潮。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博物馆事业与社会进步及变化了的观众的需求仍然有很多的不适应性，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有较大的差距。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一般平均每２０万人口就有一个博物馆，我国的博物馆不仅数量仍不算多，而且质量上更是参差不齐，在管理运行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偏颇，造成博物馆体系结构不完善，社会功能不健全，缺乏社会参与和公众认可的公益性和公共性，观众覆盖率低，同时现行的博物馆管理体制及人财物方面的欠缺造成一些博物馆业务能力普遍低下，服务水平差。尤其是众多的中小博物馆，人财物极其缺乏大多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线上，基本上谈不上社会服务和发展的问题。 （一）体制性障碍造成博物馆人财物资源稀缺，大多数博物馆生存艰难
文博行业往往给人们留下观念陈旧、墨守成规的印象，这和博物馆长期形成的封闭、僵化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更与博物馆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与文化生态中发育孱弱有关。博物馆以公有制为主，一般为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博物馆如同政府的派生机构，资金以政府拨款为主，工作人员一般都是终身制，工资是政府全额拨款，事业经费基本上以工作人员数为标准核算；人事制度全国一致，干部上级委任；长期以来，我国博物馆深受苏联博物馆学与博物馆体制的影响，博物馆的传统功能定位注重对藏品的收藏、保管、研究，长期实行保管—陈列—宣教三部制，人员构成大同小异，大多为“三部一室”，奖罚制度更是不能有特殊化，博物馆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内部运行机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事业的要求。这种管理模式使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一个社会文化机构的活力与特性，不但束缚了博物馆业务的发展，还形成博物馆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漠视社会需求、脱离实际的机关作风。
体制性因素制约了博物馆业务的各个环节。在藏品的征集收藏方面，由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博物馆与考古所普遍实行分家制度，而行政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很多方面的关系还未理顺，资料管理、共享没有建立合理的机制，引发博物馆与考古所争夺文物资源，中央、省、市等不同级别的博物馆争夺文物资源的现象泛滥，发掘出土文物的归属与移交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重要出土文物难以被应该收藏的博物馆收藏，很多博物馆甚至多年没有得到过考古新发现的文物，这些文物难以通过展览同公众见面。由于经费等局限，博物馆对流散文物的征集也缺乏体系和计划。另外，博物馆与民间文物市场、社会收藏力量由来已久的隔膜也不利于博物馆丰富藏品来源。改革开放之前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博物馆还起到藏宝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与保护功能已受到严重冲击，发展博物馆事业几乎要成为无源之水。
博物馆本应是一个知识密集、人才荟萃的机构，但是目前博物馆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如：１、用人体制不活。很多博物馆都是参照公务员管理，造-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上级单位派干部、艺术剧团、军队转业人员等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博物馆真正需要的人才无法进来，一方面人满为患，而另一方面却又缺少业务骨干，形成许多工作没有人能做，许多人没有事情做的不良局面。２、奖惩机制不明，严重挫伤了职工积极性，造成工作情绪不高，易于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求创新。３、个人位置不清。由于博物馆被视为铁饭碗和衙门，绝大部分博物馆工作人员都属国家统一的编制，或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拥有国家干部的身份，部分职工放不下架子，而单位却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聘用大量的临时工从事保洁、保卫工作，增加一些不必要的人员管理经费开支。这样以来，博物馆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加上待遇低下，也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级人才。近年来其他行业改革之后，博物馆人才流失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前几年下海的高潮之后，人才又开始流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我国博物馆人才队伍状况极其不容乐观。
近几年国家文物局十分重视人才培训工作，依托高等院校的办学优势，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博教育工作格局，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逐步建立岗位培训与任职资格挂钩的机制，重点培养一批适应文博事业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并营造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适当的待遇留人的氛围，但改善人才队伍状况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常抓不懈才能见效。
体制性障碍也影响了对博物馆的财政支持和经费投入。尽管国家已经将文物保护事业的五纳入作为基本国策，将博物馆事业界定为公益性的事业，但是不少地方财政困难难以落实。经费投入的充足与否与社会的经济实力有关，也和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关。博物馆是一种公益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我国，博物馆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但是有的地方让博物馆自收自支，或者拨的钱仅够发工资甚至不够发工资，真正的事业经费基本上没有。现行的博物馆管理与运行体制及社会环境又难以使博物馆在社会筹资和健康的经营创收方面有所作为，博物馆经费不足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一个“老大难”，现有经费使用效率低下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问题。经费不足使很多博物馆难以维持正常运营，更谈不上发展。博物馆长期没有作为，也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不少博物馆逐渐沦为社会边缘性单位。
（二）政府一头热使博物馆建设往往重建筑轻功能，引起一系列相关问题
对博物馆功能与性质认识不清，造成即便是重视博物馆的建设，也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偏差，引起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建馆盲目攀比和沽名钓誉，重建筑，轻功能，重“生”（立项）轻“存”（运营）。一些地方不顾当地的经济实力，也不管实际需要与否，看到别的地方建了博物馆，就要想方设法建一个比人家更大的，这种情况甚至在一些县级博物馆建设中都相当突出。造成的后果就是博物馆的规模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打着“文化促经济”的旗号，把博物馆的建筑外观当作是当地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甚至把博物馆当成地方政绩工程来建，不惜投入巨额资金，至于建成后能在当地科学文化教育中发挥出多少作用和什么样的作用，一般考虑不多，反正是先建起来再说。一些博物馆在确定规模之前并没有对博物馆的功能与定位进行很好的论证。有些地方的博物馆要人员没有人员，要藏品没藏品，也不具备研究实力，却硬要把博物馆建得很大，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有的博物馆硬件建成后，里面却是空的，甚至几年里都是空的，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也严重影响了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总之，在新的博物馆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建筑轻功能、重外观轻内容、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这种现象甚至在省级博物馆的改扩建这样的重要工程中也屡见不鲜。我国的省级博物馆多兴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设施陈旧，近些年纷纷进行扩建或新建，条件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博物馆的兴建都是“交钥匙”工程，建设之前缺乏总体规划，资金又往往不足，建筑形式的最终拍板权通常在高层领导，无论新建或扩建均是先跑关系立项，再东拼西凑争取经费，建成房子后交给博物馆布展开放，对博物馆的藏品特色、陈列展览的形式与内容、博物馆定位和今后的发展等没有进行认真研究，造成往往只追求建筑的形式与特色，等博物馆建成后再削足适履布置展览，本末倒置，普遍造成建筑形式不伦不类，功能结构单一，相关设施不配套，特别是缺乏公共服务区域和设施以及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很多新建馆在规划预算中没有布展经费和新馆运行经费，博物馆一建起来就陷入困境。
（三）基础工作薄弱，制约展示与社会服务及其他工作的开展
由于前述的体制、经费等方面的局限，博物馆的藏品征集、保护、研究等基础工作相当薄弱，无法有效地为展览和社会服务提供支撑。目前国内大多数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往往都是研究人员凭着个人兴趣和工作条件进行，随意性较大，基本上是封闭式的，缺乏交流与沟通，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既不能形成合力，更无法对工作形成有效的科研支撑，这无疑是直接影响博物馆不能创作观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展览、多出优秀成果的症结所在。大多数中小博物馆甚至没有科研人员。当一项科研成果出来或者有一个好的点子，由于体制和经费等原因，往往也难以推广，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研究的持续开展。
馆藏文物保护管理是博物馆整体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博物馆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工作，其中藏品的清理、鉴定、登记、备案和建档是基础工作中的核心。长期以来这项工作一直开展得不够理想，基础资料不完善是我国博物馆的通病。尽管绝大多数博物馆都已经建立了藏品目录，但是管理仍然停留在手工账卡的阶段，查找提取很不方便，动态管理和保护研究无法及时开展，文物基本上是长期锁在库房死看硬守，甚至文物霉烂变质仍不自知。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把馆藏文物的备案建档列入具有全局性的四项重点基础工作之一，与此配套的馆藏文物全面普查及信息化、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也已启动，同时结合这些工作在全国开展馆藏文物腐蚀状况调查，希望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为科学管理、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奠定基础。
我国博物馆的建设尽管做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体系不完善，类型和区域不平衡等问题，其中作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基础的中小博物馆是整个博物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全球化之前，我们早就经历了全国化的运动，加上社会转型时期破旧立新，很多传统文化资源消失很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地方性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和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认同。我国一度提出县县建博物馆的口号，但是进展缓慢，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性博物馆，也普遍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由于我国实行分级财政，分灶吃饭，分别投入，博物馆的两极分化，中小博物馆的发展问题尤其严峻。一些地市县的博物馆则形同虚设，建筑建起来（或者拨给一个旧建筑、古建筑安个家）、编制批下来就了事，常年一点点经费甚至没有经费，只要不出问题就行，至于博物馆业务工作能否开展？开展得如何？则完全是听天由命。发展博物馆事业，如何解决中小博物馆的出路，如何让中国最广大的人口——中小城市的市民甚至是农民搭上博物馆这辆公益性的车，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瓶颈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亟须有关方面联手，共同启动一个中国中小博物馆的振兴计划。
（四）法律法规不配套，社会支撑体系不健全，公益性与经营性混淆不清
《博物馆管理条例》的拟订工作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已经启动，但由于各方面意见不同，至今未能出台。尽管文物部门制定了不少具体的规章制度，但这些规章往往偏重于内部约束，比如藏品的保管与展出条件相对严格，但是对博物馆的建设、功能、与社会宏观关系等缺乏明确的界定，长期缺乏专门的博物馆法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不断变化，博物馆建设、管理、日常工作的许多方面无法可依，既难以有效规范自身行为，也不利于正确处理博物馆与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部门的权、责、利等关系。
博物馆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也有待于改善。公益性事业不一定非要政府完全包办，但绝对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支持，需要相关方面和部门的协调。比如博物馆向未成年人的免费开放，就需要学校和家长等社会力量的协助才能达到较好的学习和教育效果。实际的情况是，有些学校老师害怕学生参观博物馆出事担责任，或者不愿组织学生参观，或者简单地将学生交给旅行社了之；旅行社向学生收费，使博物馆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流于形式；家长怕学生耽误学习，也不鼓励学生参观博物馆。即便经过努力，学生终于走进了博物馆，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参观的具体收获当然难以理想。
我国的博物馆发展历史还不长，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还不够高，参观博物馆、关心博物馆这样的公益性事业还没有形成社会风气，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更缺乏必要的法律政策与社会环境。国外博物馆除政府拨款外，还接受个人、团体、企业等社会力量的资助和捐赠，其数额巨大，在博物馆经费中占有很高比例，而且博物馆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各方面素质极高、不需要支付报酬的义工，大幅度减轻博物馆的人员开支。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２００２年度运作预算是１．３６５亿美元，其来源取得分别为：博物馆基金投资收益占３３％；向博物馆的专项捐赠等占２６％；会员费收入占１４％；门票收入占１０％，纽约市政府以警卫、维护方式投入折算占８％，以电暖费折算占６％；其他占３％。大量社会捐赠式的资金、文物及人力和智力带着对博物馆的深深挚爱进入博物馆，为博物馆的运营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资源尽管是公益性的，但是捐赠者在捐赠对象的选择、对捐赠物的使用效率的监督方面往往比政府投入还要有效。而大批资金被企业和个人投入公益性事业，除了西方文化中的公益传统外，政府为保护和支持公益事业而制订的各种优惠的财税政策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博物馆一直依附于政府，缺乏民间色彩，社会化程度较低，经费来源单一，缺少公众的支持，一直呈现“贫血”和低效状态，也难以体现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性质，在全社会树立博物馆的公益性形象。
博物馆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只能由政府完全包办，不能从事经营性的活动，不应该关注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不应关心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运营效率。博物馆营销学和博物馆管理学日益受到重视，是２０世纪后期整个世界讲究效率和博物馆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趋势。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和提高博物馆运营效率，甚至采取将博物馆私有化的举措。把博物馆管理权和部分的营运权租让给商业企业，从世界范围看也并非偶然和个别。为此，国际博协２００１年颁布的《职业道德准则》专门设置了“外来资金与支持”、“创收活动”两节条文，用以规范博物馆的经营行为和坚持博物馆固有的非营利的公益性性质。将博物馆非营利性作为本质属性的界定写进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定义是由博物馆经营活动最发达的美国首先提出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这样的定义确保博物馆经营活动的正确方向，国际博协意大利国家委员会主席吉奥瓦尼·皮那曾经指出：“博物馆变成商业的真正令人震惊的代价是由此把博物馆带进市场，遵循商业的办法去竞争，而置博物馆本职于不顾”。
我国博物馆主要是政府包办，情况稍好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弊病。一方面限制了博物馆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看到博物馆可以通过门票和经营获得一些收入，认为博物馆可利用自有资源实现自收自支，减少给博物馆的财政拨款，甚至将博物馆完全推向市场。更为普遍的做法是政府主管部门仍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博物馆，博物馆工作经费基本由政府控制，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计划下拨经费，同时为弥补拨款不足，博物馆要承担创收任务，以收入或抵消拨款，或上缴主管部门，用于补贴创收能力差的博物馆。大量的事实证明，博物馆应该开发与藏品、展览等有关的衍生性服务项目，增加服务的内涵，提高博物馆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必须保持非营利的公益性目标定位。商业化的结果只能是商业公司得到利润，博物馆失掉自己。只有政府负起保护遗产、扶持博物馆发展的主要责任，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博物馆的私有化、商业化、企业化的趋势，博物馆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与使命。
（五）学术研究与理论滞后，难以指导博物馆面对现实把握机遇
博物馆性质与类型复杂，担负的具体功能与使命又各不相同；博物馆工作涉及面和专业门类较多，管理运行十分复杂。而研究博物馆发展历史、功能、社会定位、运行管理和探讨博物馆文化的博物馆学相对年轻，属于多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学科建构还不成熟，研究很不充分，对现实缺乏指导性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我国的情况更是不能令人乐观。
博物馆和学校、医院、企业等作为比较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社会机构，有许多相似和不同之处。博物馆在目标使命方面往往比后者要更复杂、更分散、更弹性化；博物馆的投入是政府主体，往往不计成本，难以考察资源流向的合理性和使用的效率；博物馆不会像企业一样面临破产的压力，没有利润指标（尽管我国一些地方给博物馆以创收指标）的驱动力，投入水平、产出效益和职工收入难以有效地联系起来，管理指标的量化与评价手段都比较少。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博物馆所提供的陈列展览和社会服务却面临着像企业产品一样的客源竞争、质量与定价竞争等问题。相比较而言对博物馆的管理运行比企业管理的研究要落伍很多。现代企业的发展除了上述的比较优势之外，现代的管理科学、管理制度和一批现代企业家的存在也是重要的因素。管理本身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庞大的科学，当代的博物馆学不能忽视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
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学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中国博物馆学在发展历程中，受到苏联及西方博物馆学理论的影响，一直处于跟进阶段，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目前国内很多博物馆基本上没有科研工作，更多的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则是一种自发的、无序无计划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的结果，一般都处于结合藏品资料和工作条件撰写论文，相互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既对博物馆工作需要没有多少针对性，也不能形成一种合力，更无法开展针对关键问题的集体攻关，对工作无法形成有效的科研支撑。长期以来博物馆理论方面无法取得突破，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以不变应万变，只能显得束手无策和不断落伍。
如何突破博物馆人和博物馆自身在博物馆学方面的局限性，综合高校、科研院所和博物馆包括政府部门的科研力量，开展软科学、决策学、管理学、经营学特别是关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性、瓶颈问题的研究，是博物馆学亟须加强的重点。新形势为博物馆事业带来的新问题，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及市场经济体制下博物馆如何生存与发展等，是亟待博物馆学正面回答的严峻问题。
以博物馆的展览为例，博物馆的主要产品是展览，博物馆的主要人力物力都被投入展览工作之中，展览活动已成为人类高级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方式，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览具有信息传播、形象展示和经济辐射等功能，需要研究选题策划、内容与形式设计、制作推广、观展欣赏、展馆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以及招展撤展规律等，涉及材料学、美学、工艺学、信息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旅游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知识，但是我们的博物馆基本上尚未发展出有完整体系的展览学理论体系。
（六）陈列展示和社会服务这面窗口需要擦亮
上述问题集中体现在博物馆陈列展示和社会服务方面。由于人财物的匮乏，由于藏品征集管理方面的欠缺，博物馆科研难以深入，转化与创新无从谈起，因此，博物馆工作与社会大众的接合部——陈列展览和社会服务工作便显得力不从心。
我国博物馆多采用文献式或纲要式主流展览体系，比较重视展览的科学性、逻辑性，强调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宣教功能，而对审美与娱乐功能对知识信息的关联衍生等考虑得较少，大部分展览主题挖掘浮浅，陈列周期过长，陈列手段单一、陈旧、呆板，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不高，缺乏精品。
根据我们粗浅的观察，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习惯等原因，中国的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兴趣与耐性与国外的观众确实有差距。中国的观众有很大的数量是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完成博物馆参观的，无意去深究整个展示，也比较不计较自己在参观中的收获。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存在于博物馆方面。我国博物馆传统上强调陈列展示的学术性、专业性，注意同行和上级领导的评价，忽略趣味性、观赏性，影响到社会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中小型博物馆由于藏品和专业人员少、办馆经验不足、经费不足等因素使博物馆难以办出较好的展览，特别是观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展览。
另外，博物馆对社会现实和大众需求缺乏灵敏的嗅觉和足够的关注，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长期以来博物馆与市场脱节比较严重，市场观念比较淡薄，经营理念陈旧。尽管一些博物馆也尝试借助社会力量办展，但是由于涉及到对藏品文化内涵的发掘，双方出发点和目标不完全一样，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方面的歧异也会影响产品的开发。此外，由于博物馆实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系，导致博物馆自主经营权限受到行政力量的过多干涉和制约，也影响到社会力量参与办展等资源开发的积极性和效率。由于博物馆经营缺乏适当的定位，与展览相关的讲解、讲座、咨询、出版等辅助手段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难以很好地实现博物馆展览及藏品和科研的信息传播和与教育功能，观众需要的相关服务也难以开展，博物馆的综合效用发挥不够。
所有这些，使我国博物馆事业整体的业务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一直没有走上良性、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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