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我是极愿意的。”“在我们新中国的人民首都至今还没有一个民族博物馆。很多国际友人只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极为简陋和狭小的几间民族文物陈列室里看到一些很不完整的各民族的文物。我每次招待他们参观时，心里总是很别扭，因为这一些简陋的东西，远远不能表示出我国各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我每次都要委婉曲折地说明这一点，免得引起外宾们从这里得出不能符合事实的印象。同时，我自然也不可能不向自己说：为什么我们甘于简陋，难道我们的国家没有力量建立一个赶得上国际水平的民族博物馆么？绝不是的。那么，为什么呢？我想首先应当责备自己，看到了有此需要和有此可能的人，叫喊得还不够响，宣传得不够广；同时，博物馆工作者在这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问题，出的力量因此也不够。结果，我们耽误了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我如果不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会觉得过不去的，请允许我花费这次大会的一些宝贵的时间，对于发展民族博物馆的问题说几句话。”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一个反映各族（包括汉族）人民文化、生活和他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综合性博物馆是迫切需要的。这个博物馆挂上中央民族博物馆的牌子是相宜的。”最后，费孝通先生语重心长地讲道：“我已经说过，在我们首都至今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民族博物馆，这件事是和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发展完全不相称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各民族在中国-党领导下，已经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亲密的民族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真正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飞跃起来。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也是反殖民主义最好的武器。没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不深刻地受到中国-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动。我经常接待外宾，参观民族学院，因此体会也特别深。但是我们却还没有一个中央的民族博物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关注和支持。５０年代初期，中央民委即开始筹建国家民族博物馆，专门成立了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建组，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８４年，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建设问题再次提上国家民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当年，经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列入国家“七五”计划。北京市人民政府对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全力支持，把馆址确定在长安街。之后，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建组正式成立，中央编制部门核定编制，财政部拨付经费，各项工作得以正常开展。１９８５年，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建组建工作队赴民族地区调研和征集
民族文物，费孝通先生亲自接见工作队全体人员并为之授课，使大家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民族博物馆场馆未能正式立项建设。费孝通先生为此继续呼吁奔走。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８年８月，费孝通先生利用自己在日本的影响，多次与日本高层友好人士接触，争取日本政府以无偿援助方式协助我国建立中国民族博物馆。同时，费孝通先生多次致函中央领导同志，争取国家对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的关注和支持。在致国务院主要领导的信函中，费孝通先生写道：“筹建国家民族博物馆一事早经国务院批准，并已在进行中，只因国家财政困难，在七五计划期间尚难建馆。当今改革时期亟须加强民族团结，如能早日在首都建成中国民族博物馆，表明中央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和重视，一定能促进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并在国际上宣扬我国尊重及发展各民族文化的政策。”
在中央的关怀和社会的支持下，１９９５年，中国民族博物馆正式挂牌。国家民委有关文件指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民族博物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民族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专门收藏各民族珍贵文物的国家级博物馆，肩负着向国内外介绍和宣传我国民族政策，展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重任，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虽然尚未建立场馆，但是，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项目建设前期调研和论证等工作比较充分，并形成较为完善的建设方案；民族文物的抢救、征集工作一直在进行，建馆已有藏品基础；通过学习、培训和锻炼，初步形成一支门类较为齐全的专业技术队伍；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曾多次为国家争得荣誉。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之所以有进展，与费孝通先生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费孝通先生曾两次为中国民族博物馆题词，还多次参加中国民族博物馆举办的活动。费孝通先生在我们的眼中，不仅是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更是和蔼可亲的学者和长辈。
费孝通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全体员工会永远记着他，怀念他。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是费孝通先生未竟的事业，也是他未了的心愿。我们一定会继承费孝通先生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地工作和奋斗，使象征民族大团结的中国民族博物馆早日矗立在祖国的首都，以实现费孝通先生的最后的遗愿！
敬爱的费孝通先生，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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