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物不仅有理性特征而且有很强的情感特征。博物馆物的情感内涵是博物馆物特有的精神特征。古代博物馆诞生在柏拉图时代是美的殿堂，博物馆就是起源于美的情感的需要。近代博物馆诞生在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思潮的时代，在近代博物馆中科学的、理性的特征受到特别的尊重。当代博物馆受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加强了对人的关注。我在１９８９年国际博协亚太地区大会以《博物馆学在中国》为题的主旨发言中指出：“在博物馆学中对人的发现是走出传统博物馆学的重要一步”。我所说得对人的发现并不是像某些新博物馆学家那样把人与物对立起来，也不像鹤田先生那样把人与物并列起来，我认为人的发现是对传统博物馆的一种反思的结果，并不牵涉到博物馆物本体。实际上博物馆改革运动中对博物馆的一切反思都不是针对博物馆物本身，而是针对物的运用。如果没有物，博物馆就无从与别的机构相区别，博物馆就异化了，消失了。   

    博物馆物的情感内涵是博物馆物中的最人格化的方面，是博物馆物的深度开发的重要方面，是具有前瞻意义的。西方博物馆界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博物馆、-和人文科学》论文集中，有的作者提出博物馆陈列要更能“激动人心”。１９９２年胡珀·格林希尔提出“非理性陈列”的概念。我在１９６２年论文中提出过博物馆人与物的情感共鸣的问题，“观众对陈列内容大体有两种共鸣：一种是观众与文物的历史内容中的思想感情的共鸣；一种是观众的思想感情与陈列者的思想感情对文物感受上的共鸣。”人与物的情感共鸣是关系到博物馆物的情感内涵如何作用于人和如何更好地作用于人的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博物馆物中的情感反映是产生于博物馆物又内涵于物之中，因此它作用于人是离不开博物馆物之特征的。文学的情感内涵，音乐、舞蹈的情感内涵都有它们各自独特的存在形式，博物馆物的情感的存在与传达也有它独特的模式。物的经历及其“命运”是感人的基础。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着一具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铡刀。１５岁的-党员刘胡兰至死不肯指认村中的-党员，敌人威胁要用铡刀铡死她。她问：“咋个死法？”敌人张开了铡刀，她义无反顾地引颈就义。这件凶器被陈列者用粗铅丝把刀片捆住放在地上。刀不能张开了，但观众还是在想像着这具铡刀是怎样张开又怎样在年轻姑娘颈项上合上的。人们被这种野蛮震撼了，被这种不屈震撼了。这种强烈的情感是从书本上读不出来的。因为真实的物证把人带到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去了，带到历史现场的感受中去了。也许人已经走出博物馆，但这具铡刀在脑海中是挥之不去的。这具铡刀不仅是凶器，同时它还见证了为理想和信念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人们不能不为这种崇高所感染。博物馆物中的道德情感比比皆是。印度国父甘地是以他的道德力量唤醒国人而闻名世界的。他的住室保持当年原状：一张低矮卧床，床头一架纺车，床边一个小桌，屋角放着竹杖，一个小玻璃柜里放着他的眼镜和食具，室内空荡无物。这就是圣雄甘地的故居。人的道德情感在这里难道不会得到净化？走近巨人，感受巨人的精神气息，也是观众的情感需要。博物馆留下来的普希金的一绺棕色头发，鲁迅逝世时拓下的面膜，让人如同目睹巨人的身躯和发肤；莎士比亚卧室中陈列着他儿时睡的木制摇篮，人们在这里会浮想联翩，一个曾在这架摇篮里睡过的婴儿，日后写出那么多不朽的剧作。博物馆的物就是这样引领着人的情感走向奋进，走向高尚。对人的尊重，包括对人的遗体的尊重，也是一种道德情感。当人伫立在停放木乃伊的彩色棺木旁，向半开着棺盖里面注视时，有的是一种神秘感，而不会对遗体有亵渎感。金缕玉衣裹着的遗体也会引出一种神秘感。但陈列不当这种神秘感就被破坏了。有一个博物馆把银缕玉衣遗体陈列在一个六面透明的玻璃框内，用各种角度的射灯照明，银缕玉衣似乎是放在实验室平台上的，也许陈列者的本意是想让观众看个明白，但这种理性陈列的手法，不符合人的情感。《国际博协职业道德准则》中专门规定了对人遗体的陈列、运送的道德要求。这体现了对人遗体的一种道德情感。   

    当人们来到秦兵马俑一万多平方米的一号坑前，面对着一千多座兵马俑和战车组成的罕见宏大的战阵时，产生的震撼与惊叹是绘画、电影、照片，任何复制与模拟都达不到的。因为这种震撼来自历史的现场，来自博物馆特有的真实。英国一位文化学者说，到博物馆就要看外边看不到的东西。这句话可以引申一步，到博物馆就是要体验外边体验不到的情感。博物馆物的美和美的情感的生成，也是如此，都是依托在真实的物上，也都是沿着博物馆的认识路线发展的。从感性的美到理性的美，从物的美到心灵的美，这是不断深化的美感历程。总起来说，博物馆物的情感是一种穿越历史时空，再现历史情景，亲临历史现场，目睹真善美，从而受到熏陶、受到感染、得到心灵升华的一种特有的激发情感的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