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览的创意阶段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听一些观众的建议和要求？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做一些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这样展览才会有更多的针对性。从展览的名字来讲，有时候一些比较小的题目反而能做出比较大的展览。小题目的展览弹性比较强，可做大可做小，如果东西丰富就做得丰富，如果东西不是很多就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详细，让观众很容易抓住重点。展览起个什么样的标题对以后的宣传和服务都有关系。

    关于展览的宣传，我觉得在选题确定以后，应该多发掘展品背后的故事，应该把文物还原到古代历史的氛围中去，另外它在发掘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不是简单地就展览宣传而宣传。在开展之前应该把展品中能够发掘出的有趣的事宣传出来。在举办埃及展时，我们就曾经把文物从上海装运到北京过程中一些有意思的具体事项宣传出来，变成一种新闻的花絮，观众觉得非常有意思。以往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

    在展览服务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请志愿者来做讲解服务就是比较有特色的。２００２年３月，我们在《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登了招聘广告，因为我们专职讲解员太少，只有５个，而每年要接待观众超过１００万人次，显然不够。所以我们就想借助社会力量来更好地为观众服务。我们没有提报酬的问题，广告登出去后，没想到社会上对这件事非常关注。报名时间有９天，共接听了２０００多个热线电话，现场报名的有５５０多人，我们选出了２２０多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最后有１５０人通过考核。他们从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始为公众提供义务讲解服务，现在每年的３月和８月，我们都要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我们现在有近２００个志愿者，累计为观众服务的时间已经超过了３万个小时，其中服务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了１０００个小时，每天我们的展厅内都有这样的志愿者。通过近三年的实践，我们感到社会上有这样的群体热衷于文化服务工作，其实博物馆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也可以请志愿者帮助，怎么把他们吸引到博物馆来？哪些工作适合他们做？这需要我们专业人员认真思考。志愿者的成分覆盖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有退休的、在职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我们不太愿意用大学生，因为我们展览的内容对讲解员的知识积累要求比较高，大学生可能把握起来有困难。再有，我们感到现在的大学生目的性很强。我们感到做这个工作最适合的人选是刚刚退休的老同志，他们主要是冲着工作的乐趣而来的。那么博物馆给这些志愿者的回报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另外博物馆对他们有知识文化方面的给予，使他们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其实这是他们最看重的一点。当然志愿者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就给博物馆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们馆在二年半的时间内先后有三、四千人参与过志愿者的活动。这件事在博物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以后我们还考虑除了讲解以外，请志愿者帮我们做其他的工作。志愿者不仅是一个服务的主体，对于博物馆来说，他们还是一个宣传的载体，可以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可以把在博物馆的体验带到更多的人群中去，从而扩大博物馆的影响。我们在这上面投入的工作人员就几个人，经费投入也很少，但社会效益却很好。我们吸引了一个很关爱博物馆的群体，很多北京的观众听完志愿者的讲解后，就找到我们，要求参加这支队伍。这说明，志愿者的服务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关于免费开放的问题。我们馆２００２年的１月２５号推出了免票办法。２００４年４月又对这个办法进行完善，加大了力度。我们感到免票只是一种方法，博物馆仅有免票还不够。我们在门票问题上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购票；二是赠票；三是免票。免票主要针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两个群体。向未成年人免票我们希望能培养他们文化消费的意识和来博物馆参观的习惯，这是最重要的。对于社会的中间阶层——那些钱和时间都不很充裕的人群，我们采取赠票的方式。我们每年会和一些社会职能部门合作，举办一些活动和专场，对这一群体实行赠票，请他们到博物馆参观。这样做可以调整博物馆淡季和旺季的观众量，使之更趋合理和均衡，更充分地利用博物馆的资源。我总的感受是做好博物馆的展示宣传和服务工作应该从一些具体的小事入手。
 （黄琛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    本报记者李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