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开放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是对展览的认识。博物馆许许多多的工作，其中心的连接点就是展览。我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要对展览进行用心的实践，也会在理论上作一些梳理。展览，一个是“展”——把东西拿出来；一个是“览”——请观众来看。展什么和怎么展，里面大有学问；看什么和怎么看，里面也大有学问。我认为免不免票是一个小的事情，政府给博物馆建馆，每年征集那么多东西，该买单的已经全额“买单”，就差这个门票了。政府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群众享受文化的权利，把博物馆的门槛降到最低，在对博物馆投资了大量经费之后，又把最后的门票免掉。这个买单比起其他买单实在是太小了。之所以引起这样大的关注，是因为它一下子处在光线最亮的地方，在社会上涉及的关系比较多。关于免票的问题，博物馆人最近议论比较多，可是议论来议论去，总是把政府这个起主导作用的重要因素放在一边，好像免票只是博物馆自己的事情。再有博物馆人议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观众的人员控制问题。你们听说过百货商场喊过没有卖票就无法管理进入商场的人员吗？人家的店堂也是很好看的，也是提供厕所，也是有空调的。这是管理本身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免费，就是要解决参观人数太少、资源利用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转型期，政府的职能除了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更多的是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向转移。如果政府做得很到位了，那我们博物馆作为政府职能的执行者和延伸，也要做好为公众服务这项工作。现在我们的压力确实比免费开放前加大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提供好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就是展览，相对于免不免票这才是真正的大事情。这次我们把全省馆藏的唐、宋、元、明时期的１３０余件书画珍品集中起来，就是要向公众推出最好的产品，为公众服务好。从唐人写经，到南宋马远、夏圭的山水册页，从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到晚明徐渭的水墨大写意，不仅勾勒出自唐迄明中国书画史的发展主脉，更以对浙江书画名家和艺术流派的重点展示，凸现了美术浙江绵延千年的辉煌。现在行政手段已经不那么好使了，这么多珍品一起展出风险也大得很，可是不做不行，因为原来的普通展览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如果不持续提供好的产品，再免票公众也是不买账的。同样，“画之大者——黄宾虹艺术大展”的推出也是一样，我们有五千件黄宾虹藏品，最多的时候也就展出过一百件，这次我们做了很好的学术梳理，理出基本脉络，重新选出代表作，一下子推出五百件，结果引起轰动，人们从全国各地纷纷跑来看黄宾虹，这也是出于为公众服务好的目的。这样的展览和以前的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免费开放带给我们的压力，促使我们调动全省的力量、整合全省的资源，尽量拿出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产品。

   文物工作者要在具体实践中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统一起来

    其实，博物馆出现的问题与我们整个文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出现这样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做了一些思考。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类活动基本上都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真理原则，二是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对我们来说解决了文物是什么的问题，它表达的是文物工作一种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这一点文物工作者一直以来比较认真地遵循它、强调它；价值原则对我们来说解决的是文物有什么用的问题，你再说文物是什么，说得非常科学、非常地道、非产深刻、非常全面，那么你还是要面对公众的提问：文物有什么用？文物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事情都会面临这样的提问，不仅仅是文物。文物只有对人有用才有存在的理由——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文物也只有和人的需求发生关系时才是有用的。文物工作者要不断地创造这方面的价值，而恰恰是这一点，过去我们注意、思考和实践的不够，我们强调文物的真理原则太多了，而讲它的价值原则太少了。这两个原则有时是矛盾的，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在具体实践中统一起来。我们文物工作者需要解决的往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现在我举一个博物馆以外的例子——在雷峰塔遗址建新塔。过去，我们通常对文物保护谈得比较多，而对文物在当代社会的服务功能讲得过于谨慎。为什么要在雷峰塔遗址建新塔，就是为了旅游的需要，因为杭州西湖风景区北线热、南线不热，要在南线做一些景点出来，这样就要恢复“雷峰夕照”。一般来讲，为了旅游的需要在一个有名的大遗址上做文章，肯定是不对的。就修雷峰塔遗址新塔的具体出发点、做法以至于建成后的营运方式而言，都有与文物保护的原则和概念不相吻合的地方，但是这一特例的结果——给雷峰塔遗址造一个塔的形状的保护壳——却得到了文保专家的认可，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更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使社会各方面的诉求都得到了满足。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在这个事件上达到了统一。

    要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文物部门就要更加自觉地把自身的工作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同时注意自身的发展。要努力克服因文物工作的特殊性而漠视发展这样的重大命题的倾向，要避免游离于社会发展主题之外。从实际情况看，凡是我们文物工作开展得顺利的，都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命题结合得好的。结合得好，工作就主动，反之，工作就会越来越困难。比如，杭州的“大项目带动”战略，就是在西湖综合治理保护工程这样的大项目中，将杭州的文物工作顺势推上，将数十个文物点的保护工作列入其中。我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强调古建筑维修的“少干预”原则而又不得不作“落架大修”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考古发掘实际上是对遗址堆积不可逆的破坏而又要实施遗址保护方案的时候，当我们重视文物维修“可识别”原则而又面临着社会观赏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理想地保存文物实体和真实地保存（发现）文物原始信息的两难选择。

    东拉西扯跑题了。我想说的是，人的认识相对于实践的丰富多彩来说实在是太局限了，不要把认识绝对化，任何认识和做法都是历史的、有条件的。同时我也认为，只有在科学的发展观、现代的管理观和面向大众的服务观的大框架中，才能比较好地找到我们的工作定位；只有更好地把握了政府、文博单位与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和实践“三贴近”的要求。（本报记者  李让  李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