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大学博物馆不愿在贴近公众的活动中走在前列，但通过博物馆的主页和长远规划，这项事业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当然还仍需有一大段路要走。她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藏品由于被忽略反而得到了新生。在奈泽兰德，五所老大学正通过合作加紧整理收藏的地理类藏品，从表面上看是拆散了藏品，但实际上此举给这些藏品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是一项非常繁杂、艰巨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利帕·托波剑桥大学威普科学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认为，很显然，一些大学博物馆的收藏毫无用处，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向自己挑战。这一观点得到了凯特·托玛斯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赞同，他说，一所大学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便是把所有没用处、不想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称之为博物馆。我们现在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博物馆，除非能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目的。对于大学博物馆来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满足学术研究。托波还认为，大学博物馆应庆幸其唯一性，而不是总在为此不停地解释。“我们应娱乐中学生吗﹖英国国家博物馆是由国家出资为国民兴建的，大学博物馆则是由国家出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为高等教育服务的。”她对大学博物馆总是集中讨论这些不相关的问题提出疑问，“能把中学生吸引进来当然是好事，但对我来说，我不清楚该如何扩大观众面，除非你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些藏品是大学的一部分，它是怎样与大学的研究、教学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起到扩大观众面的作用。”另外，大学博物馆不应总是试图创新自己，“有时我们忘记了当前的政府和其政策，我们所做的应是确保自己怎样做得更好。”她很为威普博物馆一年的参观者达到５０００人而自豪，“其中百分之四十是年轻人。但我们被告之，需要有更多的妇女观众。但之后我们想，并没有人给我们带来这些统计数字中的年轻男士，所以就让我们为这一统计数字高兴吧。”
托玛斯谈到，观众到大学博物馆期待的是能在此看到与国家博物馆或当地政府博物馆不同的东西，“我们应为此而努力，而不是假装的。现在的政府基金制度促进了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即所有文化都适用于一种模式。大学博物馆也面临着像其它博物馆一样被推上这条路的危险，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大学就只剩下教学和研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大学博物馆不再与教学、学术联系在一起，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其中包括对下一代博物馆馆长和工作人员的培训。”
英国的大学博物馆协会在２００３年的博物馆联合会年会上提出：用于大学博物馆藏品的有限资金不应是对国家物质、精神遗产的无知识性的储藏。作为大学博物馆协会主席的阿利斯特尔·史密斯曼彻斯特大学威特沃斯艺术馆馆长认为，“现在，大量学习知识的机会都没有抓住。关键是政策的决策者、政策研究人员和建议人员，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也有博物馆的工作背景，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此多的大学博物馆和藏品，尤其是那些没有对公众完全开放的，与大学其它教学设施相比，遭受冷落。”
同时他认为，大学博物馆扩大观众面会被接受，而且不会影响其学术作用。“大学博物馆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观众群不仅仅是来自学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与国家或当地政府的博物馆相比，实际上大学博物馆更适宜于终生教育计划。也许困难在于一些展品能否完全被普通公众接受，不是因为它们太“难”或太“高雅”，而只是因为一些外在的东西使它们难以接近，因为大学博物馆的藏品被放在了位于郊区的校园中心，或是在科系、管理机构的大楼里。”
史密斯认为，在大学博物馆的作用中，加强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在经济复苏的时代，大学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艺术、科学来发展新的经济。但是大学博物馆和艺术藏品所起的作用，比如训练学生的创造力这是英国的一项巨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被人们认识。
（作者：德保闰·穆荷尔，编译自《博物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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