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关于陈列的社会教育作用

西方博物馆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圣所式”的神迹陈列，圣所式陈列有非常明确的宗教目的，即通过圣迹的展示，使观众获得宗教认同和坚定宗教信仰，所以，这里“教化”目的是很明确的，不过，圣迹展示的力量来自于圣迹本身，即实物和它背后相关的故事，“耶酥的裹尸布”之所以成为大众的膜拜品，关键在于圣物本身的真实性（当然，这样的真实性本身近世也在不断经历科学验证）。西方博物馆的第二种来源则是“宝库式”的，由探险家和贵族的藏宝沙龙演变而来。与圣所式陈列的出发点不同，宝库式陈列的目的是要引起观者的惊奇和赞叹，这两种陈列都不强调“体系”的作用。解放后的中国博物馆，一方面移植了前苏联博物馆的一些理念，带有很强烈的宣传色彩，一方面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是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因此，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为示范，体系式陈列一直是中国博物馆的主流。尽管不同的博物馆有不同的性质定位，但在社会发展史体系的影响下，体系表现得无所不在，或者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发展史陈列变成了文化史、地区文明史，但体系的影响显而易见。

２、博物馆经营观念下的陈列

“博物馆经营”是一个内涵并不明确的说法，在博物馆发展所面临的全球性困境中，世界各国，包括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经营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对以往的博物馆的“非赢利机构”的定性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博物馆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也要进行必要的赢利活动。然而，长期以来，非赢利机构的立场还是西方博物馆的主流。改革开放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困境，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时期如何发展甚至是如何生存，成为博物馆界着力思考的问题。一些政策上的引导意见，比如“以文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