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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谈西方博物馆文化的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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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是孔子著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总称。“五经”者认为“乐”不成卷，不应入经。“六经”与“五经”之争两汉时即已展开争论，千年不息。我倒认为孔子对音乐的痴迷境界之高、议论之深，虽不成卷但已散见于《诗经》、《礼记》之中，称为“乐经”是当之无愧的。这些是闲话。近读一篇哲学论文提及“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颇有感触。这篇论文是“走出中国哲学危机与超越合法性问题”讨论中的一篇重要论文，题目是《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以往中国哲学“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基本上是以中国哲学注西方哲学，应该反过来以西方哲学注中国哲学，发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家讲中国《周易》、《老子》都是“六经注我”的方式，成为他们哲学的注脚。这是西方对古希腊哲学“认识自己”使命的传统的继续。这使我想起中国引进西方博物馆文化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博物馆文化起源于欧洲，传播四海。如果都是“我注六经”，那博物馆文化岂不千篇一律，还有生命力吗？幸好博物馆文化传至美国、日本，他们多少都有点“六经注我”，因而有了美国特色的博物馆，日本特色的博物馆。我们在引进外国的博物馆文化时不也应该更好地“六经注我”吗？
中国从西方引进博物馆文化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２０世纪前３０年，从南通博物苑开始到国家的和一些省市的博物馆，从欧美日本引进博物馆文化，大体上可以说是“六经注我”。引进的目的在于开发民智、救亡图存，突出博物馆文化的教育价值，开始时大多以教育博物馆命名。那时西方博物馆有了一些专业经验，但专业化的程度不高，因此博物馆还是根据中国藏品的特点、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建设的。从这一时期博物馆的史料中可以充分印证这一认识。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引进苏联的博物馆文化进入高潮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苏联博物馆理论到一套方法全部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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