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者主位而言,“文化”代表了一种研究视野、研究态度、研究立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少重大学术转向,就是在“文化”研究的旗号下完成的。现在,提出了“博物馆文化”这个命题。在其背后,是否同样隐含着一种学术策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博物馆学的转向已在酝酿和发生之中。
拓展博物馆学研究的内涵
以往中国博物馆学不成熟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很重要的两点:1、视野狭窄,缺乏应有的广度,从而也就难以见出深度。2、零敲碎打,常常囿于一枝一叶而目不见森林,缺乏理论概括的勇气和能力。倡导对博物馆文化的研究,正击中了这两个要害。只有扭转旧习,才能展现出博物馆文化研究的精义和精彩之所在。
“文化”研究注重整体,注重结构,注重互动关系,强调比较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些都是能够对以往的博物馆学研究带来冲击、引发变革的。因此,研究博物馆文化,首先将极大的拓展博物馆学研究的内涵,使之有基础、有可能向更高的目标攀升,逐渐地真正成为一门血肉丰满、有体系、有深度的学问或学科。
举例来讲,以往的一些博物馆论述,往往集中于博物馆的功能(或职能),而忽视博物馆的本体,忽视博物馆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处在各种社会关联之中的。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博物馆功能研究的不重要;恰恰相反,我认为对博物馆功能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但是,如果仅着眼于功能,而回避、淡忘对本体的探讨,或将博物馆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孤立起来,无视它的种种社会属性,则不单会导致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定位不明、角色不清,进而模糊了“前进方向” 以至工作失误的后果,还会反过来影响到对博物馆功能的认识。
好在这种倾向已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觉察。有学者说得好:“只有将博物馆置于更广泛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背景中,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博物馆文化。……要关注博物馆与环境的互动,关注制约、认同、联系和支持博物馆发展的社会关联,关注博物馆主动创造存续环境的可能和措施。……博物馆只有自觉融入社会发展进程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宋向光:《博物馆文化与博物馆工作观念》,收入《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文集)我以为,就时下的状况而言,如何超越旧有的功能论模式,加强本体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和社会的研究,以此统领全局,论涉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乃是建设博物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样,它也是当下博物馆文化研究必须正视、并给予切实解决的课题。
何谓“博物馆文化”?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术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已不下160多个,可分为六大类:1、列举描述性的;2、历史性的;3、规范性的;4、心理性的;5、结构性的;6、遗传性的。请参见美国A.克罗伯和C.克拉克洪合著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1952年)。后来克罗伯又把“文化”解释为:文化是一种构架,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其核心信息来自传统,它具有清晰的内在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克罗伯的这个界说,后来也成为有关“文化”的一个经典性定义。想来本文没有必有在“文化”的定义上过多纠缠,笔者只想简要地指出,在众多的研究者眼里,“文化”往往化约为一种存在的状态或生存的样式。由此引伸开去,所谓“博物馆文化”,可以理解为:是有关博物馆存在和表现的一种文化,它围绕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社会、公众发生互动关系而形成并延续。
博物馆文化应被视为一种时空复合体。即:这个概念(能指)主要地不是指涉某个或某些个博物馆,而是博物馆这一“类”。它关注的重心,是“类”的存在、发展、演变,及与外部环境的相关性,因此它是跨越时空的。这就必须从过程(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加以把握和体察。
这也就表明,博物馆文化既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是人类理性对博物馆现象及其本质所做的一种解读,是对有关博物馆的意义和价值的探寻。因此,经验性的观察和描述是远远不够的,理性思维成了辨识和把握博物馆文化的重要条件。也因此,将视线局限在博物馆内部,或全然埋首于博物馆工作本身,当无法系统、全面地认清博物馆文化的真面目。对于博物馆文化,“纯粹的”博物馆研究将失去(至少部分失去)效力。大视野、跨学科的研究势在必行。
在今日的中国,强调对博物馆存在状态的关注,不单以知识性的诉求为其动因,比如希望能进一步探究博物馆的个性特征及其多样性内涵;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对于精神理想的追求。它将激发人们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进行追索和叩问 ——它是合理的吗?抑或有不合理之处?它能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吗?它与理想有距离吗?又该如何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这样的知识性和精神性的探索活动,将构成中国博物馆事业在新世纪大踏步前进的重要动力源泉。
博物馆文化的三个层面
有必要搭建一系列的理论框架,以便展开对博物馆文化的分析和研究。这里我们分三个层次,从一个侧面对博物馆文化的内在脉络做一初步的梳理。
借助文化学的一般原理,可以把博物馆文化分解为三个层次:物质层面的;观念与行为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其中观念和行为也可分属两个层面,但鉴于两者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即观念支配和影响行为,行为体现出观念,两者构成表里的关系(行为是外显的,观念是內隐的);同时也是为了分析问题的简便起见,我们将两者合并在一起讨论。
a.物质层面
这是博物馆文化中最容易感知和识见的部分。这一层面的内容由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建筑、有关设施、纪念品、宣传资料等物质要素构成,可视为博物馆文化的基础。物质层面的匮乏或丰富,其个性特征的彰显程度,直接影响着博物馆文化的外在形态。
本质上讲,博物馆是人类为了保护和利用文化与自然遗产而创造出的一种形式。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遗产”概念的拓展,和建筑、材料、声光等方面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物质层面内涵的迅速扩大,以及博物馆类型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博物馆文化的外在形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引出了非常积极、活跃的变异因素。
b.观念和行为层面
这一层面的内容是博物馆文化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可视作博物馆文化的灵魂和源头活水。尤其当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内容处于相对确定和稳定的时候,观念、行为层面的表现就成为决定博物馆文化状况的关键。
观念、行为层面还在三个层面之间起着沟通和连接的作用。例如,它渗透、影响到物质层面,甚至可对物质层面的表现形式、表现力度,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而通过物质层面,人们也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来自观念、行为层面的影响与制约。至于制度层面,其实不过是观念、行为层面的内容经长期积淀和提炼而成的,系一定的观念、行为的制度化结晶,当然它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观念、行为。通过观念、行为层面这一中介,博物馆文化构成一个内部贯通、有所整合的系统(整体)。
换一个角度看,观念、行为层面又可分为几个方面:博物馆工作者的观念和行为,公众对博物馆的观念和行为,政府对博物馆的观念和行为,等等。对这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有些内容在价值取向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或彼此呼应、契合,有些则不然,互相之间甚至会发生冲撞。如此就造成了博物馆文化固有的一种复杂性。观念、行为层面与制度层面的脱节或抵触,也是形成这种复杂性的重要因素。
c.制度层面
体制、法律、规章、政策等方面的要素,是其基本内容。它是博物馆文化的内核,对博物馆文化的发展具有导向的意义。观念和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的可塑性、变异性,而制度则相对的凝固、确定。合理的制度是正确的观念和行为能够真正发生实效的重要保障。通过合理的制度,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整合各行为主体的观念、行动,使之形成一种持续推进的合力,是发展博物馆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的规律。
中国博物馆界缺少对制度层面的研究,更缺乏积极谋划的意识。目前,制度建设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一些日渐明晰的正确观念和富有实效的工作经验,未能及时地予以制度化。如何推进制度建设,已成为发展中国博物馆文化的一项关键性内容。
最后,借用克罗伯的“外显”、“內隐”之说,将博物馆文化(即上述a、b 、c三个层面,其中b层面又包括b1和b2)划为两个部分。外显的部分:a+ b2(物质与行为);内隐的部分:c+ b1(制度与观念)。经由b1、b2(观念与行为),这外显、內隐的两个部分得以联接和贯通。
博物馆文化的四大性征
博物馆文化具有如下4点重要性征:1、它具有象征意义;2、它是一套资源共享的系统;3、它具有传承性;4、它可以激发人类的创造力。简述为:象征性,共享性,传承性,创造性。底下分述之。
一、象征性。博物馆的象征意义极为广泛,这里姑且列举四点。1、博物馆映现着人类文明的悠久与灿烂,象征着人类拥有值得夸耀的过去,而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昭示着光明的未来。2、博物馆展现着人类社会的丰富个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和生动写照。博物馆领域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成为“地球村”中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绝好象征。3、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注重借助博物馆这一形式,来展现本民族的独特个性、优良品质。由此博物馆往往成为民族精神的展示窗口和载体,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4、博物馆事业体现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其综合国力的象征。
二、共享性。首先,博物馆收藏和展示公共性遗产,它是人类为了永续地保存和利用这些遗产而创造出的一种形式。其次,博物馆本身又构成一个公共场所甚至文化中心,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类公共空间。人们进入博物馆,既为了享用公共性遗产,也可能出于满足现代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沟通乃至宣泄等需要,是社会的人参与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政府通过制定和履行各种法规和公共政策,来保证这些公共性的资源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同时也保证包含其中的社会人的公共交往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
三、传承性。博物馆对于文明的传承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文明的传承依赖三大途径:1、人种的传延,包括相关的生活习俗、技艺和信仰(包括神话传说)的传延。2、借助文字与典籍。3、借助其它一切有意味的物质载体(所谓“有意味”,是指其中包含着各种有价值的信息)。第一种途径的传承,属于某一种文明的活体传承,也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明的传承方式。我把它称之为狭义的文明传承。广义的文明传承还包括后两种途径,即:当某个活体文明消失了(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讲的“失传”了),但借助它曾经创造的文字、典籍和其它一切有意味的物质载体,这个文明还能再现、被复读,被进一步的认识与阐释;从而,它融入整个人类文明的流播和传衍的进程中,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些个部分为后人所承继。博物馆收藏和展出包括文字、典籍在内的一切有意味的物质载体,近年来博物馆工作又逐渐涵盖到各类无形遗产(包括尚“活”着的遗产),这些无论有形或无形的遗产不断地唤起后人的历史记忆,并努力使之传递下去。因为有了博物馆,人类文明的传承力大大加强了。
四、创造性。博物馆构造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现象世界,透过现象,展现的是人类在数千年中表现出的才智、-与创造。置身博物馆,观赏祖先或自然留下的各种杰作,在陶冶性情和受科学启迪的同时,还能培育和增进人类努力创造的天性。
结语 作为人文学科的博物馆学
本文引言提到“中国博物馆学的转向”,那么方向何在?笔者以为,方向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博物馆学。“博物馆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将为博物馆学研究增添作为人文学科的品性。
为响应国家文物局“发展博物馆文化”的要求,同时也是为配合学校的教学改革,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于今年9月开设了面向全校的《博物馆文化》选修课。该课程的设置宗旨是:在探源溯流和类型分析中,把握博物馆的个性特征及其多样性内涵;在展示博物馆文化多姿多彩的各种现象的同时,注重理论的分析和提炼;通过对技术、管理、行为方式的阐释,加深对博物馆事业的认识;在大文化和大历史观的视野中,探寻博物馆的发展规律及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关系。其中,蕴涵了我们对“作为人文学科的博物馆学”的若干理解。本稿是笔者在为这门课备课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片段,整理出来供讨论、交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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