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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口述实录 挖掘抢救国际友谊资料

    组委会颁发的仅有的两项大奖——最佳设计奖和最佳组织奖。为感谢友博的大力帮助,展览结束后,外交部专门给我们发来感谢信。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将展品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连同展品一道提供给观众,那么展览的效果肯定会更好。

    如何有效地开展科研工作呢?

    首先必须明确研究方向,搭好框架,制定出针对友博馆藏品的一系列研究课题,比如:国际友谊博物馆馆藏品的定级标准专题研究;国外礼品博物馆的现状专题研究;国际友谊博物馆馆藏品的工艺专题研究;馆藏品的历史及艺术价值专题研究;藏品的民俗文化专题研究;新中国驻外大使谈馆藏品;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谈馆藏品;国礼知情人谈馆藏品……等等。

    其次必须根据我们目前的人力、财力状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不能把摊子全部摊开,不分轻重缓急一起上马,工作要一步一步去做,应该优先去做抢救性的工作。我们请新中国驻外大使、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国礼知情人谈国际友谊博物馆馆藏品,就是考虑到许多驻外大使、工艺美术大师和国礼知情人都年事已高,一些珍贵的信息、资料只是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如不及时抢救,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遗憾,必须尽最大努力刻不容缓地把这些有可能很快消失的珍贵信息、资料留住,弥补我们现有藏品资料的遗缺部分,同时最大限度地挖掘、占有与藏品相关的背景资料。这些都属于应该优先去做的抢救性工作。

    请新中国驻外大使、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国礼知情人谈国际友谊博物馆馆藏品,从他们那里挖掘、获得有关资料,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采集口述实录。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有关方面举办了“纪念周恩来总理展览”,影响很大。展品中有两件广为人知的文物,一件是周总理带的上海牌手表,一件是他常年佩带的有“为人民服务”题词的纪念章。展品说明牌上的文字很少很简单。后来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一书也没有说清楚这两件文物的来龙去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一部很成功的口述实录,从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云的叙述中我了解了有关“为人民服务”题词纪念章的详情,从周恩来卫士乔金旺那里我知道了关于那块上海牌手表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件事使我对口述实录产生了兴趣。

    2001年12月25日,友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新中国外交礼品精华展”(庆祝友博建馆二十周年的重要活动)。在开幕式上,原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龙彬同志看到“镇馆之宝”瓷塑天鹅,感慨地对我说,真是不容易啊!这么多年过去了,瓷塑天鹅还像刚刚接收时那样,保存的这么好,你们的工作真让人钦佩!唐大使是当年接收瓷塑天鹅的历史见证人,如果对他进行专访,我们的“镇馆之宝”肯定会增加不少不为人知的背景资料。这件事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利用采集口述实录,尽可能多地挖掘、获取有关馆藏品的一切有用资料。

    采集口述实录,从知情人那里获取有关馆藏品的资料,首先要对口述实录这一手段有所认识,其次要运用好这一手段。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文字发明使用以前,人类历史、神话传说的流传一直是用口述手段来实现的。口述的生动、直白是枯燥呆板的文字表述所不及的。文字的做作和矫饰,使口述的内容更加可信。没有口述史的帮助,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司马迁的《史记》都不可能写得那般生动传神。

    上个世纪中叶录音机的诞生为口述实录的广泛应用和飞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在口述实录的应用方面,一些国家的学者走在了前面,他们在-史、战争史、外交史、科技史、生活史、移民史、社会史……等许许多多方面都有建树。国人熟知的《顾维钧回忆录》和《啊!野麦岭》都是口述实录的代表作。

    就我们博物馆而言,我们的收藏主要是两大类:实物材料和文字资料,实物材料为主,文字资料为辅。长期以来,一向只偏重文字资料的我们忽略了口述资料。其实,文字资料和口述资料各具价值,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补充、互相说明、互相印证。只重视文字资料,不重视口述资料是不可取的。而那种根本无视口述资料的存在和价值的做法则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在博物馆,如果将实物材料和文字资料、口述资料融为一体,有机地、综合地利用好,将极大地推动包括科研工作在内的博物馆的各项工作。

    具体到运用,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确定一个主题。比如可以是新中国驻外大使谈国际友谊博物馆馆藏品,可以是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谈馆藏品,也可以是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人员谈馆藏品。

    二、要做好准备工作。确定好主题后,就要围绕这个主题做好专访的各项准备工作。口述实录是受到过起码训练的采访人与经过必要准备的被采访人密切合作的成果。无论采访人是博物馆的业务人员,还是应征来的志愿者,都要经过起码的培训,包括采访技巧、设备运用、专业知识、背景知识,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被采访人,拟定详细的采访方案。为了能够得到被采访人的配合,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有较大的收获,一定要提前给被采访人发信,告知专访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做法、要求,以及需要向被采访人了解的问题是什么,给被采访人以足够的准备时间。

    三、要借助必要的设备,包括录音效果较好的录音机和录音带,数码相机,摄象机以及统一规格可以永久保存的采访记录本。

    四、要及时整理采访录音。已经录制好的录音带要贴上有统一编号、规范名称的名签,注明采访时间、采访人、见证人和被采访人。录音带将永久存档。其次按照“信达雅”的要求将录音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并且及时送给被采访人审阅,被采访人定稿签名后再收回。定稿后的文字材料也要永久存档。

    五、要与被采访人建立长期联系,做到经常沟通,经常采访。

    六、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方式最有效地获得口述实录。比如,可以一年搞一次“国际友谊博物馆日”,提前发出通知,邀请中国驻外工作人员、外国驻华工作人员、工艺美术专家、国家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友博的对外展厅和不对外展厅聚会一堂,组织一支由外交院校在校大学生组成的临时志愿采访队,抓紧一天时间,对被邀请来的客人做一次集中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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