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价值观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文物和无形的工艺、民俗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资源，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载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时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具有符号和象征作用，与人类的文化感情、群体认知密切联系。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人类文明史经过几千年的进程方始明朗。

    文物价值观是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很普通的认知类型。自古代金石学开创以来，人们对文物的热爱与搜寻从未间断过。在这过程中首先形成了金石学家的基本的文物价值观。这种文物价值观随着时代的推进，其主客体不断扩展与延伸，范围、深度得到不断补充和加强，至今形成一种唯物的、辩证的文物价值观。它由远古蔓延至今，逐渐成熟，成为今天我们意识形态领域里宝贵的组成部分。它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页。当今天我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普遍迷失自我的时候，作为一种相对稳定、持久的价值观念，文物价值观仍在支撑着我们的空洞灵魂。它是如此的具体、激昂，以至我们在谈到伟大祖国时不免首先想到广布九州的各种文物、文化遗产。这是我们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创造力的深刻源泉。

    文物价值观是构成社会群体心理中的潜在组成之一。它不单激发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作为人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一旦形成成熟的文物价值观，将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社会的文化生活、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这是自发的，需要政府行为进行引导、鼓励，使其成为一种自觉。一般说来，民众的社会心理往往与政府决策相悖，而一旦二者形成有力的契合，则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当然，民众对于文化遗产的基本情感，与国家发达程度、文明程度有关。陕西涌现的民众保护文物热潮是个有力的证据（2004.6.9中国文物报，3版）。它带来的不单是文物这一领域内的蓬勃生机，更会促进其他社会经济领域、精神文化领域等产生新的增长点，这是现在我们国力强盛、文化事业繁荣的间接体现。因此，政府的引导、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效果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文物价值观并由此带来社会效益的高低。这是我国行政决策层所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比如，对待世界遗产，难保没有将其看成不劳而获的赚钱的心态。以此心态进行行政管理，想得多的将不是保管看护的措施，而是变卖捞钱的手段。其中，过度的旅游开发是其主要形式，且是隐性形式。将来出现的必将是文化性出卖和精神性亵渎，这无异于让弥勒佛卖票，让观音菩萨唱歌。而有的国家则对文化遗产地的商业活动严格规定，获利不可过高，以此维护遗产地的原真性。这是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所赞赏的（《人文地理笔记》，唐晓峰著）。

文物价值观决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文物遭受破坏、盗窃、盗掘和流失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概言之，我国的文物主要遭受了五大因素的破坏：1.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使得历史文化遗产频频告急，文物破坏触目惊心；2.文物盗窃、盗掘、-活动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3.不当开发和过度利用使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遭受较大破坏；4.不正确的修复理念、技术和材料也给文物古迹带来一定的危害；5.环境污染对文化遗产保护构成严重威胁。这些破坏因素反映出我国政府与民众的文化价值观所存在的问题——全社会对文物的显性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认识不足。

    虽然文管部门的执法力度远远没有跟上文物市场的开放程度，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单纯依靠法律手段、规章制度来约束，很难真正奏效。还要依赖正确的文物价值观决策以及文物知识、价值的宣传普及和教育，使得全社会达成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形成自觉关心和保护文物的良好社会局面。宣传普及教育当然需要示范性的文物保护工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不单要树立示范文保工程，还要树立先进文保事迹、先进文保标兵等等，使得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物保护氛围。陕西涌现的民众保护文物热潮，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他们采取的诸如政府行为的鼓舞、奖励措施的推动、媒体宣传的鼓动等经验，值得推广应用。

     文物价值观直接决定了公众对其所抱的态度，决定了国家和政府对其的价值取向和所采取的措施。地方政府的文物价值观宏观上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命运。行政手段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我国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使得我国不少城镇大拆大卸，多少文物古建、遗址、历史街区等传递城市文化精髓的灵魂“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式的 “繁荣”或所谓的“政绩工程”。这种巨大悲哀的背后，是决策者急功近利的心态、经济利益之争。有专家说，当前我国最大的腐败不是官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是决策失误。一个决策失误就带来上千万、上亿元的财力物力浪费，而这往往成为法律约束的空白。也有人说，当前我国正处于文化遗产破坏的高危险期，而且，今后20年仍将是文化遗产破坏的高危险期。这不仅是我国文博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我国政府和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与全民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府与文物遗产的关系，如何处理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关系，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等诸多问题，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而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文物价值观，则对于国家和全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保单位领导层的文物价值观直接影响着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方向。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直接授权的管理人员，文保单位的领导层具有直接管辖本单位文物保护、研究、开发利用的综合权利和义务。在制定文物保护发展、业务研究方向、资源优势配置组合、人才培养利用等决定单位长远发展的事宜上，领导层具有相当绝对的把握和操纵能力。因此，领导层的文物价值观将直接影响着文物保护管理的总体方向及其稳定性和持久性。

    公众的文物价值观对文物保护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民众会自发形成一定的文物价值观，这种文物价值观可能表现为比较涣散的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力量。在政府的引导和宣传教育下，公众的文物价值观会成为积极力量，营造出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神往的气韵，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社会效益。

    文物行业工作者的文物价值观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和完善的程度与水平。应该说，文物行业工作者是个知识密集、分工精细的群体，但还不是一个团结、协作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还存在行业的自我封闭，轻视、隔阂时有发生，缺乏整体认识，缺乏协作精神，缺乏沟通、理解和信任。归根结底，还是文物价值观在起作用。同样的文物价值观并一定带来和谐、蓬勃向上的效果。传统文人心理造成了疏离与隔远，“闭门造车”、“独来独干”成为我们工作的一贯作风。这就需要我们率先树立文物天下为公的共享观念，文物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只是有幸代表国家行使对文物的保护、研究、管理权，不是让我们把文物据为己有，而是提出保护、研究、利用的规范和标准，监督全社会做好这个工作。我们有必要首先在行业内部取得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在文物永续保护和利用的大目标下协调起来，进行知识重组，完善行业的知识结构，扩张和补充新的力量源泉，从而振兴我国的文博事业。

200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