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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与认知中西感受文化遗产的两种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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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在场”，“主体”与“客体”在这里显然是分立的。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游客偏爱人物照的行为则是中国式的“物我同一”的艺术式思维的鲜明写照。与西方强调“主客分立”的科学式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推崇的是“天地万物”（“客体”）与“我”（“主体”）相“同一”的“物我同一”的境界。在这里，“主体”的任务不是认识、把握、掌握“客体”，而是要去“体验”“客体”，与“客体”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合局面。同是表现风景，西洋画法依靠科学的“定点-”和精确比例，希望最终呈现出一幅“原来”的风景；而中国画法则仰赖“散点-”，所画出的一草一木都离不开“主体”的视角和感受。遗憾的是，这种“物我同一”的境界在日益趋同的现代只能由照相机、摄像机这类“定点-”的仪器来加以表现，因此那种人物“叠加”于风景名胜上的“旅游照片”难以同充满灵动气韵的传统中国画相提并论。
再进一步看，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还决定了其感受文化遗产的不同方式，这里简要地归结为“认知”和“体验”的方式。对于许多西方游客来说，旅行是一次增长见识和扩展人生阅历的机会，与之相应，他们在旅行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多“认知”的特点。很多西方人在旅行前会阅读旅游手册，团队旅行者会认真听讲并向导游提问，而散客则会不时参考自己携带的书籍或旅游手册。
所不同的是，很多中国游客似乎并不看重“认知”的目的，而更在乎“到此一游”的“体验”（此处的“到此一游”并无遍布名胜古迹上的那四个字所具有的贬义）。正因如此，旅行社才会提供那些走马观花的游览项目，而“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到旅馆什么也不知道”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比之于西方游客相对“纯粹”的“认知”目的，中国人旅游的目的似乎也要复杂些。比如，中国人讲究人事关系，喜欢团体行动，因此旅行活动、尤其是团队旅行往往演变成了社交活动。导游也习惯在旅途中带领全团成员做些消磨时间、活跃气氛的游戏，以使整个团队亲如一家。旅行像是参加一场庆典、一次欢宴，它承载着诸如增进友谊和理解、扩大和加固关系网络等目的。
举出中西感受文化遗产的不同方式不是要在“认知”和“体验”之间做出评判，正如我们无意、更无法分出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高下一样。但问题在于，强调“体验”的“到此一游”式的态度是否在客观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不利影响呢？笔者认为，由于不重视旅行可能带给我们的“认知”的效果，不把文化遗产当作“认知”的对象，这就使得我们在参观名胜古迹时只看重它是否背负着“历史”的“正名”，而几乎不在乎它是否仍然保持着“历史”的“原样”。比如，国家明文规定，在修缮、修复文物古迹时应该做到“不改变文物原状”，但违反这一规定的事例时有所闻。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5期刊发的《脆弱的长城》。文章报道，一些由非国家政府部门（包括乡、村及个人）出资实施并经营的长城修复和开发完全无视相关规定，在“发展旅游”的短期利益驱使下把长城搞得面目全非。文章所举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山海关老龙头上的澄海楼在40平方米的原基址上被扩建到140平方米，高度约增加一倍；宁夏灵武长城小龙头风景区将土筑长城改为砖砌长城；山西平定县境内的固关长城在修复时新建长城石栏杆台阶150米、六角亭4个、牌坊2座……在我们对这些因无知、短视和利欲熏心所造成的破坏而感到愤怒时，是否应该同时看到与之并存的另一类可悲现象呢？据同篇报道，对于上述违规修复的长城，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似乎无人关心这些修复是否符合“历史”的“原样”。因为在绝大多数游人的心目中，它们就是长城，而不管它被扭曲成何种模样。试想，如果人们在“体验”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的同时往“认知”的方向稍作倾斜，如果大家能够掌握更多的关于名胜古迹的“历史”知识从而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那么上述那些对文化遗产的肆意破坏是否仍然能够拥有如是规模的市场呢？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公众首先能够做的或许便是加强自身修养，树立真正的“历史”意识。以此，我们至少可以用“不合作”的态度来抵制那些破坏性的修复工程，从客观上对只知追求经济利益的破坏者施以打击。要让公众树立“历史”意识谈何容易，它需要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在帮助游客获得知识方面有很多出色表现，如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管理者为参观者免费提供印刷精美的“路线图”和知识含量较高的小册子，这些举措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2006.11.10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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