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调查是分散进行的，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自然无法加以规范，是各随其便，自以为是。另一方面，调查长城的人员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包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地理学家、环境学家，更多的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缺乏专业知识的长城爱好者。由于知识结构不同，对长城的观察认识不同，对长城的记述所采用的名称术语，也就因人而异，无法统一了。
此次长城调查既然是由国家文物局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的，必须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务必使长城调查规范化标准化。本文拟对历史上和近年所见到的有关长城名称术语，进行一次初步清理，考证其由来、内涵及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议，供长城调查时参考。二、长城常见名称术语的规范化建议
1 瓮城、月城
瓮城、月城都是指城门外小城而言，二者是一回事，有些人使用非常混乱，时而瓮城、时而月城，甚至将瓮城、月城视为二物同时出现。因此，必须加以规范和统一。
瓮城又写作城，得名于陶瓮。陶瓮口径小、腹部大，瓮中之物出入比较困难，故有瓮中捉鳖的成语。城门是城防最薄弱的环节，守城以城门为重点，攻城也是以城门为重点。为了保护城门，在城门外修筑一个小城，将城门包围起来，这小城称作瓮城。瓮城城墙上设防，驻有士兵。敌人一旦进入瓮城之内，即难以逃脱，大城墙上的士兵和瓮城墙上的士兵，从四面环而击之，置敌人于死地，故称之为瓮城。
瓮城最初出现的时代，缺乏明确记载。从某些记载分析，至迟在隋唐五代时期，瓮城即用于实战。《新五代史》记载说，朱珍为梁太祖部将攻郓州，守城的朱裕假降，朱珍“夜率其兵叩郓城门，朱裕登陴，开门内珍军，珍军已入瓮城而垂门发(按：垂门发即关上瓮城城门)，郓人从城上磔石(按：磔石即碎石)以投之，珍军皆死瓮城中，珍仅以身免。”这种如同关起门来打狗的战术，使朱珍之军全部被歼。瓮城的军事功用，由此战例可以看得很清楚。
瓮城在辽宋金时期广为出现，宋朝人的著作对瓮城记载很多。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载：“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又称：“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按：城指大城)，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瓮城上各设战棚、其制与敌楼同，间数视其广狭。”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瓮城城墙上设防(战棚)，城门设吊桥，可以随时关闭，将敌人围困在瓮城中加以歼灭。与《新五代史》记载朱珍在郓州瓮城中被歼，可以相互印证。
月城也见于记载。《新唐书》记载，隋朝将领王世充，“乘胜进攻(李)密月城。”《资治通鉴》记载，显德四年(957年)“太祖皇帝先攻其南(按：指泗州城南门)，因焚城门，破水寨及月城。”注云：“月城者，临水筑城，两头抱水，形如却月。”所谓临水筑城，是指瓮城之外为护城壕水面；却月是指即将消失的残月，呈半圆形(即弧形)。瓮城最初多作半圆形，有如残月或新月，故而被称作月城。
我曾考察过许多古代的瓮城，发现辽上京、辽中京、金上京、金蒲与路故城、元代黑山头古城的瓮城均作圆弧形，只有元代的亦集乃城(又称黑城或黑水城，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瓮城呈方形。明代长城上的瓮城，如北京居庸关八达岭瓮城、甘肃嘉峪关瓮城，均作方形或长方形。
瓮城大约是在隋朝末年出现的，受地形影响，瓮城的形状或圆或方(宋人曾公亮语)，并无定制。初期可能半圆形瓮城居多，到了明代则以方形或长方形为主。虽然瓮城、月城之名均见于记载，然而今日长城调查只能采用其一，建议采用瓮城。其道理有二：一是月城系指半圆形瓮城而言，无法包含方形、长方形的瓮城，况且明长城瓮城多为方形、长方形；二是今日的考古报告、论著多采用瓮城一语，很少使用月城。在长城调查表中，可以注明月城即瓮城，以释疑。
2 城垛、马面、墙台、敌台
城垛、马面、墙台、敌台，都是指城墙上面突出于墙体以外的平台而言。它是为了消灭城防的军事死角而修建的。当敌人冲到城墙根底下的时候，从城墙正面射击就出现了困难。如果从两旁射击，就克服了这种困难。它的出现，是军事上城防的一巨大进步。
这种突出于墙外的平台，最初并没有固定的称谓。考古学上所见以汉魏洛阳城为最早，在汉魏洛阳城的大城和大城西北角的金墉城垣外侧，每隔一段便筑有一个突出墙外的平台，相邻平台之间的距离约110～120米。平台作长方形，据实测，大者为19.5×12.5米，小者为18.2×8.3米，从现场判断，应为魏晋所筑，北魏修葺时曾加砌小砖。考察报告称作城垛。在汉语中，建筑物突出部分称作垛,城垛之名即来源于此。
城垛是今人所起的名称，实际上在史籍中被称作马面。宋朝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说：“(赫连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为马面密则城不需太厚，人力难兼也。”宋朝人陈规在《守城录》中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所闸木植甚多。”沈括所记的赫连城，即赫连勃勃所修的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红墩乡，俗称白城子。据实地考察所见，赫连城确如沈括所言，陈规所称马面“跳出城外”，即突出城外；所称马面上“皆有楼子”，即木建的城楼。在汉语中，楼是指多层建筑而言，陈规所称楼子，应为木构建筑物。据此可知，宋代马面上面通常是建有城楼，可以瞭望敌情，遮蔽风雨。
到了明代，将马面上的木楼改作砖砌，既比木构结实，又可以防止敌人火攻。明代蓟镇长城上，戚继光修筑了许多砖楼，称作空心敌台。其《敌台解》称:“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冲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据戚继光的记述，敌台是“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内出五尺有余”，其形制与宋朝人所记的马面是基本相同的，稍异者是有内出(即向墙内突出)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扩大空间范围。戚继光所建空心敌台，实即宋代城墙上的马面，不过有所改进而已。马面得名于城垛突出于墙外，有如马首在前，是指其形态而言。今人常将汽车发动机前面通风冷却的气孔称作鬼脸，与马面之得名很相似。
民间还有将马面称作墙台者，是以马面附建于城墙而取名，这种说法于史无据。马面之名早，敌台之名晚，且马面在史籍记载较多，考古学界多使用马面之名称。建议在长城调查中，将突出墙体以外的平台一律称作马面。调查表可以注明，在明代马面又称敌台。墙台之说来自民间俗语，不可以使用。调查表可以注明，民间又将马面称作墙台。
3 烽燧、烽堠、烽台、墩台
烽燧，古代又作烽堠，是传递军事信息的通讯设施，早在长城出现以前就存在了。《史记》记载，周幽王妃子褒姒不爱笑，为了逗她发笑，周幽王“为烽燧大鼓”，向诸侯征兵。诸侯认为有敌情，纷纷来援，结果发现是一场恶作剧。其后犬戎果然来侵,周幽王又施放烽燧，诸侯以为又是一场骗局，拒绝发兵援助，结果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之下。后来，历史小说称此事为“烽火戏诸侯”，与狼和小羊的故事异曲同工。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有关烽燧的记载特别多,反映出汉代居延地区匈奴的入侵十分频繁。
烽燧是土筑的高台，在高台上施放各种军情信号，可以传得很远。旧说白天放烟，夜间明火、烟称烽，火称燧。实际上除烟、火以外，有时还用有色的布帛作为信号，有如今日航海用的旗语。
需要指出，明代蓟镇长城的烽燧与前代有所不同。戚继光《烽堠解》称：“自古守边，不过远斥堠，谨烽火。蓟镇以险可恃，烽火不修久矣……凡无空心台之处，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台所相近百步之内者，俱以空心台充墩，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按此记载，蓟镇长城的烽燧有两种，第一种是长城以外的“原墩”，即以前修筑的烽燧；第二种是利用空心敌台传递信号，所使用的信号是以梆鼓声音为主，大概是很少利用烟火报警。在对明蓟镇长城进行调查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烽燧，民间又称之为烽火台，简称烽台。这种称谓相当普遍，学者亦采纳，常常写入论著之中。有些地区又称烽台为墩台、烟墩，简称为墩。墩指土墩而言，这种称谓来自民间，很不准确，很容易与马面相混淆，因为马面也属于大土墩。长城调查不能将烽燧称作墩台。由于烽台之称已见于考古报告和论著，且又通俗易懂，建议长城调查采用烽台称谓，填入调查表中。另外应注明，烽台古称烽燧、烽堠，民间又有墩台、烟墩之称，以释疑。
4 羊马墙、挡马墙、战墙、小长城、副墙
古代在大城墙的外面，有时还修筑短小的矮墙，以加强防御能力。今人的称谓相当混乱，有挡马墙、战墙、小长城、副墙等等不同的说法，很不统一。这种大墙以外的副墙，古代称作羊马墙、羊马垣或羊马城，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了。《旧五代史》记载，唐僖宗年间，朱珍奉朱温(朱全忠)之命攻打蔡州，“进军蔡州，营其西南，既破羊马垣，遇雨班师。”羊马垣在蔡州城外西南，显然是主城墙之外的副墙。
唐朝人杜佑《通典》在《守拒法》中记载：“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宋朝人关于羊马墙的记载尤为详细，赵万年在《襄阳守城录》中称：“襄阳府城，周围共九里三百四十一步。城外有羊马墙，墙外有水濠。复自羊马墙外，创设鹿角一重。”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壕之内岸筑羊马城，去大城约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墙，每十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敌团、敌楼、瓮城”；又载：“羊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陈规《守城录》称：“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又称“羊马墙与大城系上下两城相乘济用，使敌人虽破羊马墙而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当伏兵，不知敌人以何术可解。”
根据上述记载，羊马墙是修建在大城墙以外、护城壕以内，距大城墙很近，墙高只有八尺至一丈，比大城墙低矮许多。它是敌人攻城时的第一道防线，可以削弱敌人的锐气，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辞源》称：“（羊马墙）本为敌人逼近时，城外居民撤退暂为安泊羊马之所，故称。”这种解释是很不确切、很不全面的。羊马墙之最初得名，可能与此有关，不过也可能是以墙体低矮与羊马等高得名。根据唐、宋人的许多记载，羊马墙是阻挡敌人攻城的副墙，其军事作用非常明显。
元代，明代也有羊马墙。据实际考察所见。元代亦集乃城(黑城)外有羊马墙。在宁夏盐池县明长城附近、河北山海关角山明长城附近，也有羊马墙，俗称小长城。羊马墙历史悠久，很早即见于记载，其性质属于增强防御能力的副墙。挡马墙、战墙、小长城都是民间称谓。在长城调查时，建议采用传统称谓羊马墙，不能采用民间的俗称。可以在调查表后注明，羊马墙即副墙，民间又有挡马墙、战墙、小长城之称，以释疑。
5 睥睨、女墙、女头墙、雉堞、垛墙、宇墙
在城墙顶上，内外多建有矮墙（古称短墙)，称作睥睨(或写作埤、俾倪、陴睨)，又称作女墙(女儿墙)。《释名·释宫室》称：“城上垣，曰睥睨，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古代睥、陴、埤、卑等字可以通用，是指小而言。因此，城墙(大墙)以上的矮墙，被称作睥睨。睥睨的本义是斜视、轻视，与今日鄙视义同，故用睥睨来称呼大城墙上的矮小之墙。由于古代男尊女卑之故，城墙上边的睥睨又被称作女墙。陈规《守城录》又将女墙称作女头墙：“女头墙，旧制于城外边约地六尺一个，高者不过五尺，作山字样，两女头间留女口一个。”
睥睨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8年)记载：“(郑)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正义曰：“陴，城上小墙。俾倪者，看视之名，”春秋时的睥睨是否作“山”字样，留有女口，今不可知其详。有可能睥睨作山字形，留有女口，作观测和射箭之用。
在古代，睥睨又被称作雉堞。按古人的解释，城墙长三丈、广一丈为雉，则雉是古代计量城墙面积的单位名称，在修建城墙时大概是以雉来计算面积大小和施工进度。
偶见近年书刊有将城墙上面外侧女墙称作垛墙，将内侧女墙称作宇墙，显系新造之名称，于史无据。垛字的本义，是指建筑物向外突出的部分而言。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称：“谓之垛者何也？朵，木下垂，门堂伸出于门之前后，略取其意。后代有朵殿，今俗谓门两边伸出小墙曰朵头，其遗语也。”将城墙上向外突出的马面称作城垛，符合垛字之本义，甚确；女墙并不突出墙外，称之为垛墙似与垛字本字不符。将内侧女墙称作宇墙，更不知所据。宇字的本义是指层檐，引申为屋宇、空间，实与城垣无关。故宇墙之称，于史无征。
睥睨、雉堞属于古称，其文虽雅，而欠简白；女头墙虽见于宋人记载，却不为一般人所知。建议将长城顶部之矮墙称作女墙为宜。垛墙、宇墙不宜采用。
6 女口、垛口
女墙上方留有缺口，便于观测敌情和射击敌人。陈规《守城录》称之为女口，以像女阴。今人多称之为垛口。女口虽然有史可据，却文词不雅；垛口既直白，又为今人所惯用。建议长城调查中，取垛口，弃女口。
7 城楼、敌楼、战棚、楼子、角楼、敌团、堞楼
城门是内外出入的通道，又是守城、攻城之要害，因此，城门处的军防设施最为完备。除瓮城、羊马墙、护城壕可以上下活动的吊桥、吊门以外，在城门的上方往往修筑有高楼，便于瞭望远方的敌情，也可以射击近距离的敌人。除大城城门建楼以外，有时瓮城城门上方也建有楼。陈规《守城录》称：“城门旧制，门外筑瓮城，瓮城上皆敌楼，费用极多。”敌楼又称城楼，出现很早。《后汉书》记载：“及王朗起兵，光武自蓟至信都，使(邓)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据此可知，汉代广阿城上有楼，可以留人住宿，故光武帝刘秀“舍城楼上”。城楼又称作楼子、战棚。城墙拐角处，也是敌人攻城之处，故在拐角处也建楼，古称敌团，又称作团敌，今人多称之为角楼。有人将城楼称作堞楼，似不确切。
长城墙体上是否有城楼建筑物，是长城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类城楼建筑物，最初为木构，故有战棚之称。到了明代几乎都改为青砖构筑。在汉语中，称多层高大建筑物为楼。长城上这类建筑物异名很多，建议一律称之为城楼，以其构筑在城墙上面之故也。
8 土墙、夯土墙、堆土墙、红柳土墙
土是建筑材料的一种，从很早的古代起，人们即以泥土建造宫殿的台基和墙体。疏松的泥土只有经过开打以后才能变得坚固结实，这种制作工艺被称为夯土版筑，因为在夯打泥土时必须采用木夹板，以防止泥土坍塌。经过夯打的墙体被称作夯土墙。古代长城的墙体以夯土墙居多，因为泥土是最便宜的建筑材料。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土长城的墙体不都是夯土墙，有一部分墙体是人工堆积起来以后，由于其本身的沉积作用，再加上风吹雨淋的重力作用，泥土的墙体也可以变得坚实起来。在宁夏盐池县北部曾发现隋代长城土墙，墙体中不见夯打的痕迹，即属于堆土成墙，被当地考古学家称作堆筑。
实际上古代堆筑的长城墙体，可能不限于此。战国燕北土长城，在内蒙古赤峰市境内不断有所发现。几乎全部坍塌为低矮的一道黑土痕迹而已，被当地人称作“土龙”。同样是战国长城，齐长城的土墙保存比较完好。燕北长城在草原地区，齐长城在农业地区，农区的生产活动比草原地区频繁剧烈，长城所遭受的破坏，应甚于草原地区，而实际情形正相反。究其原因，战国齐长城土墙属于夯筑，而燕北长城土墙很可能是属于堆筑。在长城调查中，需要仔细分辨夯土墙与堆土墙，深入了解夯土墙和堆土墙的建筑方法。
在西北沙漠草原地区，由于地表土多沙砾，缺乏团聚性(黏性)，修筑长城墙体相当困难。于是，人们将当地盛产的红柳、芨芨草（即古诗文中所称的白草)与泥沙混筑，往往是在一层泥沙之上，再铺上一层红柳或芨芨草，相互叠压、渐次堆高，形成高大的长城墙体，至今仍保存完好，十分壮观，被当地人称作红柳长城。
近年，有人将红柳墙体称作柳条边，是很不准确的。清代在东北地区曾修建柳条边作为禁止通行的界限和标志物，其性质、结构与红柳长城完全不同。杨宾《柳边纪略》称：“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长城墙体中的红柳、芨芨草，是用刀割下来平铺在墙体中，属于死体；而清代柳条边是植柳为边，属于可以生长的活体，在形态上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加以混淆，将红柳长城称作柳条边，恐怕是对红柳长城和柳条边的实态缺乏了解，出于望文生义的结果。
在长城调查中，土墙(土长城)是一大项，建议在其下又可以细分为夯土墙、堆土墙、红柳土墙三个小项。为了记录简便，凡是墙体中包含有植物者，可以一律称作红柳土墙。在填写长城调查表和汇总表时，必须分开记录，详细加以说明。柳条边属于不科学的称谓，不能使用。
9 石墙、干垒石墙、填土石墙、土石墙
古代修筑长城时，所用建筑材料常常是因地制宜，在平原地区多修筑土墙，在多石的山区多修筑石墙。这种用石料砌筑的长城墙体，被称作石长城，或简称石城。
据实地考察所见，石墙的构筑有两种。一种是用比较大的石料砌筑，墙体中不夹泥土，民间称作干垒石墙；另一种墙体石块较小，在砌筑过程中必须用泥土充填，才能保证墙体的稳固，民间称作填土石墙。从长城遗址保存的情况来看，干垒石墙要比填土石墙结实得多。填土石墙中的泥土被风雨吹失以后，墙体往往坍塌为一堆碎石；干垒石墙不会出现墙内泥土流失现象，故而保存比较完好。山东战国齐长城，干垒石墙保存相当完好，内蒙古包头市境内的秦始皇长城，部分属于石块干垒而成的墙体，也保存比较完好。干垒石墙与填土石墙的差异，往往与长城经过地区石料的特点有关，石板多的地方适于干垒，石板少、石料不规整的地方，不充填泥土即难以筑成墙体。
土石墙是由泥土和石头混合筑成，与填土石墙有所不同。填土石墙是以石头为主要墙体材料，泥土属于次要材料，其功用与今日建筑中的泥浆灰口相同。土石墙是泥土与石头参半，彼此不分主次。土石墙多见于山区，以战国齐长城最有代表性。
石墙属于一大项建设，其下可以细分为干垒石墙、填土石墙、土石墙三小项，在填写长城调查表和汇总表时，应当分别填写。如果墙体保存完好，难以判断墙体内是否填土，也可以填写为石墙，应注明墙内结构不详字样。
10 砖墙、包砖墙
我国焙烧砖瓦出现很早，在秦汉时期砖瓦已大量应用到建筑上来，故有秦砖汉瓦之说。不过烧砖用于墙体，却是在东汉以后。从考古发现来看，秦代的咸阳宫、汉代的长安城，墙体均未见用砖。汉魏洛阳城的马面开始出现小砖加固，是北魏时所留。大概这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考古发现。
到了隋唐以后，城墙用砖逐渐增多。隋唐时期洛阳城的宫城、城墙“内外皆包砖”。据考古发掘所见，金代蒲与路故城南门内外皆包砖。元大都(今北京)和义门(今西直门)内外墙包砖。明、清的北京城，整个城墙内外都包砖，明代的西安城墙内外均包砖，至今仍可以看到其原貌。明代的南京城(今江苏南京)也是内外包砖。
明长城的墙体有土墙、石墙、砖墙不同的形式。所谓砖墙，实际上都是包砖墙，从里到外通体砌砖的长城墙体，至今没有发现。包砖墙的内部，有夯土、泥土夹碎石等等，也是因地制宜，不尽相同。这一点对于确定砖墙性质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对于完好的包砖墙来说，不经过考古发掘，很难发现其内部情形。在重要地段，包砖墙的底部采用大石条为基础，应当加以仔细记录，不容遗漏。
砖墙都属于包砖墙，故而在长城调查中，建议只填写砖墙即可，不必注明包砖墙字样。
11 山险、山险墙
山险又称险山，见明人所修《全辽志》。在山势险峻的山区，古代常常以山险御敌，以战国齐长城和明长城多见。有人将山险称作山险墙，很不准确。山险属于自然物，墙属于人工建筑，二者的性质有根本不同。《全辽志》称“山险无墙”，说得非常明确。因此，在长城调查表中，不能把山险称作山险墙。
三、名称术语的规范化原则
上面对42个与长城有关的名称术语，提出了规范化建议。这些并非是与长城有关名称术语的全部。只是其中比较混乱，使用时容易出错的部分，长城调查中名称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凡是名异实同者，如瓮城与月城、烽燧与烽台、睥睨与女墙等等，在规范化标准化时，只取其中一个有历史记载可据，为今日学术界所认可所通用者。其余异名可在登记表中加以注明，供调查者参考。有些异名为当地人士所熟悉，在调查过程中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调查了解情况时，自然应当使用当地群众所熟悉的名称术语，但是，在填表和汇总时，必须采用统一的规范化标准化名称术语。
第二，民间所用的俗称，具有地方性的特点，往往一个地方一个说法，有如语言学上的方言土语，故而在长城调查中一般是不能采用的。只有那些历史悠久，已被学术界所承认，在学术论著中广为人知者，才可以采用。例如羊马墙说法显然是来自民间，不过羊马墙在史籍中记载很多，已经升华为学术术语，自然应当予以保留。干垒石墙、填土石墙，虽然史书无载，然而这种说法既形象又准确，找不出更为合适的名称术语可以替代它，故可以使用。
第三，近年有些人新造的名称术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不科学，是不能够采纳的，例如墙台、垛墙、宇墙等等说法缺乏历史根据，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像这种随意编造的名称术语，在长城调查中是绝对不能采用的。
名称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不属于权宜之计，不只是为了满足当前长城调查之需要，而是涉及到学科发展(有人提出了“长城学”的说法)的重大问题。任何一门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需要有规范化标准化的术语，大家才能有共同的语言。长城研究方兴未艾，随着长城调查工作的全面展开，今后的长城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城调查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今后长城研究、长城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切不可马虎大意。
上述只是一己之见，仍需学术界共同研究探讨，权作引玉之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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