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化遗产保护不容回避民生问题 |
 |
|
|
生态文化部分，而是既有在外部文化介入村寨之后的建筑形制，又有在这个文化族群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建筑形制。既然他们的建筑史本来就不是处在静止不变状态下，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冲击之中的，是民众自己因着生计需要而不断地变化着的，那么保护文化，落实到根本，还是应该采取人性化的保护措施，这个考虑也涉及到保护方案的具体可操作性，如果没有民生问题的考虑，文化资源的拥有者——民众甚至会毫不犹豫地视以民间文化保护者姿态自居的“外人”为敌人而产生抵触情绪。这个问题在生态博物馆早已经争论得十分激烈，因此在他们２００５年一致通过的《六枝原则》中的第一条即声明：“村民是他们文化的真正拥有者他们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和认同他们的文化。”虽然从文本和文化保护理念上，梭戛生态博物馆都努力达到了很高的认识境界，但就其事实经验而言，也多是外来的文化管理者在自言自语，当地居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话语权，他们仍然各自把精力放在各自家庭的民生问题上，问题又被拉回到沟通困难的原路上来。文化与民生问题的解释权仍然归“有知识”的外人所拥有。当地人在文化问题上的沉默与努力改变现实生存环境的各种具体实际行动交织在一起，实际上是给予争论者们一个十分难堪的回答，因为他们对“箐苗文化”的种种建构性的表述都没有通过梭戛生态博物馆这一政府派驻机构的工作予以实现。
博物馆方面目前所能够采取的文化保护措施是静态保护，这一主张也是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所积极推崇的，即以文字、图像、音频、影像、实物搜集等手段将他们即将消失的文化予以忠实的记录与保存。这种谨慎的、非介入姿态的文化保护措施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在历经“致富光荣”、“奔小康”等价值观影响的社会背景之中，却似乎是大家所纷纷选择的最不坏的方案。
笔者在此所要提出的是文化保护的另一个方面，即密切关注文化变迁的现状本身。“文化”是一个非常大、非常笼统的概念，在涉及许多具体的文化保护问题时，不可能将凡可纳入文化体系的内容都予以保护。按照陇戛当地人的理解，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许多改造措施并不是破坏文化的疯狂行为，而是提高现实生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环节。我曾经问村长：“如果按你们现在的想法，陇戛这些房子将来跟外面没有什么区别了，以后也没有人愿意上来看了，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呢？”村长回答道：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想过，你不许他们修（新式房屋），他们就只好住这种土墙房。你说是文化保护，大雨一来，土墙房（里的人）多半都找不到躲处，到处漏雨，不好搞呢”。他所说的情况还只是一个方面，此外，该村卫生室的医生也提到，人畜分居、室内水泥地面和饮用自来水系统较之人畜混居、室内泥土地面以及公共井水水源而言，都可以起到有效地降低传染性疾病的暴发率，这些情况都是非常具体，是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现实问题。但在这让人感到心情矛盾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的建筑样式正处在转型期，陇戛寨有草顶的木屋、草顶的砖、石墙房，也有瓦顶的木屋和瓦顶的石墙房，村民们亲自上山开凿石料，亲手建造起一栋栋房子，新材料与旧材料之间彼此搭配，可见这些新式建筑工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洪水猛兽，而是逐渐以兼容的形态逐渐融入到陇戛寨之中的，并没有彻底摧毁原有的建筑文化系统。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笔者所长期生活的湘鄂西山区，农村居民们长期以来住着木构的吊脚楼建筑。吊脚楼的一部分悬空，依靠长长的柱脚支撑，一部分靠在硬地基上。这种建筑形制在钢筋水泥材料出现以后，就越来越少了，但许多新式建筑中却出现了许多用钢筋水泥柱体支撑的半体悬空的“水泥吊脚楼”，它们通常沿河而建，鳞次栉比，这些“水泥吊脚楼”并不是政府或文化学者的行为所推行的，而是带有一些当地民间对吊脚楼民居性质特点的本能继承意识，传统经验仍然在其中延续，因为人们长期住在吊脚楼环境中，深深了解这种建筑易于打扫卫生和通风透气等各种优点，他们只是掌握了钢筋混凝土的材料性能，却不习惯挪用西方人的建筑。所以可以说，认为这些新出现的民间建筑的形态只是对传统的毁灭和破坏的态度是十分武断的。
笔者在采访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创建者之一的苏东海先生时，苏先生也谈到：“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不会各自纯粹的延续下去，都有一个融合，从历史上看，凡是融合了，就会有新的文明产生。所以我主张在文物保护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能太‘冻结’，外来文化进来以后人们会对自己文化有一个再认识，保护水平就会慢慢提高的。所以我不主张采用封闭的方式来保护，文化保护需要理性的保护。”苏先生“理性的保护”一番话也触动笔者之所思。
笔者斗胆以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并没有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尖锐和不可调和。我们要理解传统，既不应该持喜新厌旧态度，也不应该持厚古薄今的态度，尊重时间维度中的文化，需要以人为本，需要对文化保护中所涉及到的民生问题有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评价。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