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的灵魂

长期以来，我国相当数量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规划或各类保护方案。以往的规划或保护方案基本上是以单个遗产的抢救、保护与利用为目标制订的，相对来说对发展的区域研究常常受到忽视。少数规划或保护方案虽然比较重视区域分析，但和目前我们常说的“在区域规划和专题研究指导下制订规划和方案”仍然距离很大。随着我国整体性实力的增强，国家在区域发展中，提出“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的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这些思想和措施反映了城市——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同时如何发挥遗产的综合价值与功能逐渐受到多方的关注，不同领域的人士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因此，形势已经向文物保护界提出了针对大遗址保护应开展包括区域规划、体系规划和各类专题研究的迫切要求。今后新的规划与保护方案的编制与修订必然要在区域或整体性概念的基础上进行。
信息时代学科的交叉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开始时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问题域的格局必定是互动的、无中心、多维度和全方位的。具体的特征表现为大遗址保护核心问题域盲目扩大，边界模糊，边缘变形，学术的支撑无所适从或无重点，从而使保护的发展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例如：大遗址保护中研究所关注范围被多样化；区域学派、人地关系学派、景观学派、人类学派、狭义保护学派分别对大遗址保护问题提出分化的需求，即分析思潮的进化和特化现象的出现。科学的分化导致众多边缘领域的出现。大量综合性问题的客观存在又促使以“问题”为核心的多学科研究模式产生，大遗址保护的提出，实质是与分析思潮相对立的综合性思潮的出现标志。学科参与的模式使保护逐渐由被动式向主动式过渡。因此，“大遗址保护”的灵魂问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文化遗产领域逐渐趋于融合和发展的问题，即保护理念中的“价值”与“功能”问题，“活”与“死”的问题将被重新界定，综合和分析在大遗址保护领域将像指挥与乐手一样的关系。

“大遗址保护”的支撑

大遗址保护是在传统文物保护领域中区划论、狭义保护论、人类学论、景观学论、保护技术论等基础上，吸收了控制论和系统论发展起来的，并强调综合理论的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受到两方面传统思潮的阻力。一是古典的人类学派强调大遗址保护是狭义的历史信息研究，虽一定程度上认为大遗址保护问题的可借鉴性，却忽视其工作的综合性、专业性和交叉性，认为专门的管理和保护技术是其他部门或专业的研究领域。例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被长期认为是建设部门的分科，大遗址保护的经费与建设经费问题都是文物部门应研究解决的问题。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大遗址保护建立在部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二是狭义保护学派受分析思潮的影响，否认大遗址保护问题研究方向的存在。例如：中国考古领域中有两个人物是大家所熟知的——苏秉琦先生和夏鼐先生。他们分别从综合思潮和分析思潮出发解释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从我们后人的角度来看可谓是殊途同归。结果证明，两个不同的方向好像是一架马车上的两个轮子引领着考古学由发散向历史的真实逼近，谁也不能忽视相互研究方向的存在。
    从系统观点来看，无论是多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研究。大遗址保护作为复杂的系统问题，也可以进行专门的、独立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应从方法论入手，就像英国的贝尔纳（Ｊ．Ｄ．ＢＥＲＮＡＬ）先生把“科学”本身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研究一样。研究“大遗址保护”涉及大遗址的通用概念、共同方法、特别是大遗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大遗址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系统方法又把模型、工具、理论和概念等结合起来，并用以处理系统分析、模拟和设计问题。因此，大遗址保护的研究为文化遗产保护综合研究和科学综合管理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此要发展大遗址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必须开展大遗址保护方法论的研究，即支撑研究。多学科边缘领域的研究，注重在科技支撑下的精密分析研究基础上开展综合分析，使得大遗址保护得到蓬勃发展。这一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精细化，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核心的多学科间边缘领域研究道路对大遗址保护支撑的正确性。
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以文化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时代到来，使大遗址保护从一元化技术支撑发展到了以科学技术和现代化传播载体为两元化支撑阶段。
（2006年8月25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