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１０年里，生物科学将会从人类功能基因组、蛋白质组、生物制药、生物信息、农作物新品种培育等方面酝酿着重大突破。科学家预言，生物科学会引发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面对生物科学的２１世纪，在文物保护技术体系中构建“生物—文物”保护技术体系，建设创新型文物科学保护机制，不失为一种“借船出海”，趁“势”奋进，迅速推进的途径。
以文物保护对象“文物及文态环境”为例。提倡保护文态环境，在现阶段文物保护学意义上的理解是为了保存“文物”的历史风貌、历史风格和文物自身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这样保护文态环境是“真实”和“更真实”、“好”和“更好”的关系。从生物学角度考虑则是“生存”与“灭绝”的关系，因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条件失去了，该物种也就濒临灭绝了。用“生”与“死”的观点分析文物和文态环境、文态环境的保护与破坏，在文保基础理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有突破，在思维和技术措施选择上，都有学科界限上的拓展。
又如，石窟及石窟所依托的山崖是文物与文态环境的关系，而山崖又是某些地衣、藻类、苔藓等低等植物和榆树、酸枣、枸杞等高等植物的生存环境。这就提醒我们在保护石窟的文态环境时，不仅要考虑风雨剥蚀、酸雨腐蚀的无机化学因子，还要考虑那些为了生存而顽强奋争的生物所造成的“生物分化”。站在生物学角度思考保护文物和文态环境，不仅思考角度不一样，而且保护主体概念还常常发生转移，如石窟转到山崖上，山崖转到动植物身上。保护主体概念变了，保护任务也就拓展了，保护的思维也要变，保护措施更得变。这样就会有“头痛医脚，但是能去头痛病根”的保护现象。
从上边两个例子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