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生物——文物”保护体系的构建，也可以迅速优化文保队伍的人才结构。《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十一条指出：“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建设创新型文物保护机制，需要创新型的文物保护基础理论支撑，这就需要组建一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知识结构合理的文保人才队伍，尽快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尽快转变选择文保人才“入行”的标准。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文物工作是从历史学衍生分化出来的“国学”分支，所以选择人才更多圈定在“历史”和“国学”的范围。实现这个转变，国家级文博基础理论研究单位可招聘一批年轻的生物学“长江学者”和生物学博士，作为可迅速进入尖端领域并能搞出成果的前线突击队员。同时，也可采用课题招标的形式，就世界性的文保攻关难题公开招标；或者招募课题负责人，再由课题负责人自由组成一个结构松散、工作紧密配合的攻关“尖刀连”。“招聘”、“借用”、“租用”都是改变文保人才结构的好办法。科学家以什么方式参与文物保护事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来为文保事业攻关解题。第二个“转变”是在专业院校中增设文理交融的“大综合课程”，开设一些与文保联系紧密的理工科类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文博学院的学生是文保系统的后备军，是文保人才的摇篮。在文博学院中增设“大综合”或职业技术课是造就具有新思维、新视野、新技术、新人才的得力措施，是能在中、短期内就可见效的硬措施。第三个“转变”是制定一个特殊政策，在县级以下的文博单位充实一批与文物保护联系紧密的理、工科类本科大学生，像北京市从本科生中选“村官”那样，切实改变目前基层文博单位的人员结构现状。基层是发现问题的原生地，也是解决问题的主战场。

    “生物——文物”保护技术体系的构建，可以促进“新文态环境”理论的研究和创建。用生物技术研究文态环境，不仅仅能看到文物周边的构筑物及其历史文化格调，而且还能看到在文物周边活跃着的生物及其这些生物对文物所造成的正、负影响。讲保存文物的“文态环境”的差别，目的是为了研究那些特殊的文物环境的构成要素。如墓穴的土壤、空气和水。然后用科学的手段把这个特殊环境复制出来。总有一天，我们的生物学家能通过生物技术营造出一个比古墓环境还优质的文态环境，来保护那些出土的丝织品、漆器、竹简，使其千年不坏不损。

    “生物——文物”保护技术体系的构建，还可以促进我们站在“生物——文物”营养链的新科技平台上，研究创造新的文保技术。在生物生态学中有“食物网”、“营养链”这样一个概念。“食物网”亦称食物循环，一个生物群落中许多食物链彼此相互交错连接的复杂营养关系。很遗憾，某些文物也首当其冲地置于这个食物网中，成为多种微生物、昆虫或其他动物的食物。当文物成为营养链中最低级营养消费环节，构成了文物←次级生物←高级生物的消费层。这半条营养链是我们思考保护文物的新平台，文物链中的每个环节是选用技术措施的根据。这样同时出现了多条保护思路。一是杀死以文物为生的初级生物消费者。二是用高级生物控制次级生物的数量以保护文物。三是在文物保存环境中增加抗初级生物侵害的自然因子、药物因子或环境因子。按照第一条思路选用技术，结果往往是不彻底的或者效果是暂时的。因为用药物灭一个生物种群是不可能的，第二条思路则是有些文物能用，有些文物不能用。事实上，生物学家是三条思路综合运用。

    在近年来的文物保护中，我们已经应用了许多传统的生物技术。但是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单个的、零碎的、没有向体系化推进。尽管这样，生物技术的威力既让文博工作者大大开了眼界，同时文博这块生物技术应用的处女地也极大地吸引了生物学家的注意力。

    国、内外专家纷纷预言，在本世纪前３０年中，生物技术是所有现代技术中发展最快的技术领域之一。文保技术领域要抓紧、抓实生物技术的“补课”工作，要积极推进文保技术难题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对接。这包括：

    （一）生物芯片技术和文物保护技术的对接。所谓生物芯片就是利用微加工技术和微电子技术，把电镜下才能看到的生物化学分析系统固定芯片上，然后用芯片上的程序对大至细胞、蛋白质组，小至ＤＮＡ、ＲＮＡ及其他细胞液中其他细胞器的大信息量检测。目前，在生物技术领先的国家中已制出许多生物芯片。如某种生物标本芯片，某种生物细胞生物化学反应芯片，还有基因类蛋白质类芯片。

    生物芯片和文保技术对接，就是要把危害文物的那些生物制成标本芯片或基因组，蛋白质组芯片，然后用电子技术机筛出杀死这些动物的生化反应制剂或破坏那些生物基因蛋白质的酶类药物。使用生物芯片技术保护文物，可以达到准确、快速省去许多试验程序以及耗费大量时光的目的。

    （二）生物信息技术和文物保护技术的对接。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ＤＮＡ、ＲＮＡ。最终实现的目标是仿照或改变实验对象的蛋白质、核酸分子设计、针对性药物的设计和生物本体保护的设计。先进的尖端技术和文物保护对接设计很简单，但真正对接也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一是对那些危害重要文物（如：马王堆墓中的丝绸、平复帖）、难以保护文物的生物进行生物信息研究，建立基因、蛋白质结构信息数据库、镜像数据库，然后有针对性地设计出防治病害、虫害的广普生物药物。二是生物技术和毛丝、动植物标本等文物本体的对接，即保护技术和保护本体对接。有机物类文物，它也有死细胞，也有ＤＮＡ和ＲＮＡ，用生物信息技术研究那些“死”信息。对这些“死”信息的研究，也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些成果为以后的加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甚至为克隆、复制，重新生产那些有机类文物成为可能。

    （三）用现代生物克隆技术和我国已绝灭的种质资源对接。《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三条第五款指出：“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保护古生物化石不仅是为了向研究生物进化的专家提供实证，还要提高到种质资源保护的高度来认识。化石里为人类贮存着丰富的原始生命材料，贮存有大量物种的ＤＮＡ、ＲＮＡ结构的尸骸，还有地球物候剧变的原始记录。虽然这些我们还暂时读不懂，但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物技术会读出那些藏在石头中的信息，读出地球、物种和我们人类的昨天。专家们指出，种质资源是人类可以争夺的最后一种资源。保护我国的种质资源是在全力维护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所以，用现代生物技术保护古生物化石，研究古生物化石，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国家利益问题，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也应积极主动地拿起生物技术武器，掌握使用生物技术武器，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责无旁贷。

（2006年7月7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