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相结合，有效展示遗址的价值和科学保护的价值，让国家、社会和民众了解、享受文物保护的成果；向公众展示文化遗产的价值、科学保护的价值同样也是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职责，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展示利用的关系。西安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杭州雷峰新塔建设等可以说是大遗址保护的标杆，虽然仍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一些地方尚待完善，但这种探索的结果显然是符合遗址保护原则，同时也是符合公众利益、民族利益的。 也许是２００５年在中国西安召开的第１５届ＩＣＯＭＯＳ大会主题的促进，大遗址背景环境的研究显得格外热烈，会议之前，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组织了两次专门的科学研讨会。国内专家学者踊跃提交论文，１７０多篇论文从多方面阐释大遗址的背景环境，３０多篇代表中国水平的论文作者在大会上发言，表达中国遗产保护工作者对遗址及其与之共生的时空背景环境关系的理解。
《西安宣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在不断进步。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威尼斯宪章》到《佛罗伦萨宪章》、《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再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一步一个脚印，反应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认识，反应了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每一个宪章都是对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一次扩展，而前几次或是遗产类型的扩大，或是提出遗产保护新的原则，仍然局限于遗产本体的保护。《西安宣言》则对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提出了评估、管理和保护的办法、建议和操作指南，要求通过立法、政策制定、规划和管理等方式进行干预，以减少经济发展中城乡建设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明确环境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包括直接的和扩展的；建议理解、记录、阐释不同条件下的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环境，监控和管理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变化，与当地、跨学科领域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的意识。从《威尼斯宪章》到《西安宣言》，表明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念的创新，在国际范围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已从遗产本体扩大到对其环境及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的、习俗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不仅是对遗产本体的维护、保护、修复，更重要的是对文化进行保护，从对有形的文化载体——文物的保护扩展到对无形的文化保护，从短期保护延伸到长期保护。正如专家们所言，“实现了从躯体的保护到灵魂的保护。”《西安宣言》是在我国直接推动下产生的，它总结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凝聚着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智慧，是第一个以中国古城命名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行业共识性文件，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发展的里程碑。
遗产保护规划先行 在城镇建设持续高速进展的趋势下，古城、古镇、古村等大型文化遗址如何保护，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化遗址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使优秀的文化遗产得到妥善的保护，规划要先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多个场合强调此观点，一些地方也在努力探索。据了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１３８个是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其中１６个城市遗址制定了保护规划，另外４６个正在编制。单霁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文化遗产的保护已不能满足于严防死守的简单模式，而要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通过制定和实施保护规划有针对性地全面规划和实现文化遗
产及其环境的有效保护。” 在１２月１９日召开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国家文物事业“十一五”规划草案》征求意见。草案中列出了１８项 “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其中大遗址保护工程、长城保护工程、大运河文物保护，明清帝王陵寝总体保护，平遥古城总体保护，东北地区渤海遗址保护，建立石窟寺与石刻、古民居村落保存现状的评估体系等７项明确要求编制“保护规划”，并依此进行各项具体保护。
规划如何制定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理论与技能探讨。该所陈同滨所长说，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时要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的原则。真实性就是遗址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要抵制在遗址上复建。复建对遗址是一种破坏。完整性指规划要对遗址整个分布的可能作出推测，而后对遗址的分布、边界的分析、地理环境（和遗址相关的山形水系）都要有一定的把握，纳入保护的目标，作出保护区划。对于完整性，每一个遗址都有它的挑战性。延续性是一个利用强度的问题。开发利用时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界定保护区划是最为关键的技能，它为一系列法律法规、专项政策和所有关联层面的保护措施限定了执行范围和应用要求，是大遗址保护规划最直接、最根本的保护措施。它不仅涉及到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安全性、完整性、和谐性，同时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最突出。鉴于中国大遗址保护所呈现的综合性、复杂性及其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关联程度，大型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必须在总体规划层面与地方城镇发展规划进行有效的、科学的、合理的统筹协调，才能实现遗产价值的完整保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所长张兵认为，要加强对遗产以及遗产环境选择性的研究，到底我们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理解遗产的问题以及环境里面需要保护和有一定程度可以舍弃掉的，要进行选择，完整性不是说全部都控制下来，全部都保持下来，哪些东西应该筛选或者在规划中加以体现。
生物法——为文物保护技术开辟新途径 多年来，文物保护多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能否另辟蹊径，能否利用其他领域的科技成果，能否找到更安全、更有效的文物保护方法呢？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中心做了可贵的尝试，其《生物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出土丝织品的清洗和加固》以生物法为基础，开发出修复出土丝织物的系列方法，一经公布，令文保同行耳目一新。虽然在理论上还有待完善，因其为生物学方法在其他文物保护领域的成功利用奠定了基础，“为文物的科学保护技术开辟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推动了文物保护行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深入开展”而在２００５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获奖的８个项目中独占鳌头。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文物局科学和技术创新奖评审在文物保护科技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方面鲜明的倡导。
传统修复工艺的重新认识与发展 如何总结传统修复技艺中的科学性、先进性，将优秀的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科研融为一体，使文物保护技术更科学、更规范，在２００５年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５月底，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文物学会修复专业委员会在杭州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书画装裱资深修复师学术研讨会”。长期关注、从事纸质文物科技保护研究的专家，资深修复师坐在一起专题论道。除了切磋技艺本身外，他们更关注事业的未来，认为，传统修复技艺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重视，从业人员自身素养的提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传统的方法要继承，更要科学地发展，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能停滞在仅仅继承师傅经验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对话，事业也不能很好地发展。７月初，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传统装裱技术研讨会”则通过故宫倦勤斋通景画的修复探讨在传统技术中如何融进现代保护理念和手段，认知传统技术中的科学性，交流科学研究和技术成果，总结经验教训，使传统技术在文物的科学保护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传统技术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规范的东西，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人员在自觉地思考现代修复理念在传统文物修复中的应用及相关问题：文物的保护修复必须依据严格的科学分析，任何文物在实施保护修复方案前都要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在修复过程中，每件文物的情况不尽相同，采用的修复方法、修复工艺也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但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文物保护理念已经从被动性地清除文物病害发展到主动地干预文物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文物出土环境、保存环境、展示环境等，所以对于环境的干预不是只依靠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就能完成的；文物保护技术人员提出的技术要求，需要各方面的协作支持与理解，各方面在一个统一的思想理念下进行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修复实际上是对文物自身价值的再发掘、再认识过程。同时，文物保护工作者对国际宪章中的文物修复原则又有了新的认识。如 “可识别原则”，科学发展到现在，可识别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肉眼识别，也可以借助现代仪器识别，还可以通过电子成像等识别……在修复过程中，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审美角度出发，修得“天衣无缝”。因为，在现代设备下没有“天衣无缝”，原作与后修“泾渭分明”，哪里还愁不能“识别”，只是如何识别的问题。不久前在故宫同时展出的《清明上河图》原件和其电子件便可证之。
科研基地建设——集中优势力量办文物保护科技研究大事 在２００４年底召开的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古代壁画保护（敦煌研究院）、出土木漆器保护（湖北省博物馆）、陶质彩绘文物保护（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首批３家文物保护科研基地。２００５年，经过公开招聘，王旭东、吴顺清、周铁分别成为３家科研基地的首任主任，并已经制定了３年发展规划。目前，首批３家科研基地正式挂牌运行。重点行业科研基地的建设，是文物保护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这是针对我国文物保护力量地区间不平衡、成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不力等现状，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技术集成的联合攻关，实现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第一批科研基地设立的基础上，第二批重点科研基地的遴选工作完成，新设立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研究（上海博物馆）、砖石质文物保护研究（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研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３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于１１月初公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增至６家。这种以基地为科研平台，团结科研工作者，集中优势力量，办文物保护科技研究大事的灵活机制正在形成，衷心希望基地的力量不断壮大，从而使文物科技保护的支撑作用更强。
文物保护科技成果推广利用开始起步 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有效保护文物，只有将研究成果应用到亟待保护的文物上，才能真正体现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巨大力量。而这一点虽然业界人士多已意识到，可在成果的推广方面有意识地努力不多，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空白。２００４年底，研究人员就此问题的分析结果公布后，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引起与会代表们的强烈共鸣，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也意识到此问题的紧迫性。随即，国家文物局在湖北展开了漆木器脱水保护技术推广试点工作。２００５年，国家文物局科技信息处组织、指导有关单位对全国漆木器保护技术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共梳理了１１项技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漆木器脱水保护科技示范；举办了全国出土竹木漆器保护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培训班；建立了“文物保护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网”，２００５年度的８个创新奖获奖项目成为首批网上推介的成果项目。“漆木器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对绵阳市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巢湖市博物馆的漆木器实施科技保护。科技成果推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后的路也不见得会十分平坦，能迈出这一步，毕竟让人们看到了文物保护产学研结合的一缕曙光。
科研课题管理强化制约机制 每年，国家文物局都有课题立项申报工作，大家申报课题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但能按时结题的不多。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约机制的缺乏恐怕是重要的一方面。由于没有有效的制约，课题是否能按时结项对课题申报人没有任何影响，以致有些课题申报下来后，课题负责人并不急于研究，有时间就做，愿意做就做，没时间、不愿意做时就不做。２００５年，国家文物局科技信息处狠抓课题立项的同时，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立项的课题进行了梳理，敦促５１项逾期未结项的课题提交了课题结项材料，并首次对截止要求期限未提交结项材料，又未提交延期申请的
１６项课题，依照《课题管理办法》作出撤销课题、课题负责人３年内禁止申请课题、限期退回全部课题经费的严肃处理。有理由相信，这将有效遏制科研课题结题率低的现象。
２００５年重大文物保护项目进行时
２００５年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保护项目很多，在此仅择几例。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文物保护技术与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顺利实施，解决了大木构件原址保护、金属器、纺织品保护等多项技术难题。在上半年《古代丝织品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遗址大型饱水木构件原址保护技术研究》、《金属文物的病害及其防治研究》课题先后结题验收。《古代丝织品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通过对全国主要馆藏古代丝织品的调查取样应用多种现代测试技术手段对古代丝织品病害进行分析和检测，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合研究；在霉变、老化机理、加固材料筛选、加固技术、清洗技术及揭展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有所创新。《遗址大型饱水木构件原址保护技术研究》选择目前国内典型的、具有不同类型和时代的遗址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物保护、考古学、水文地质、地质工程、岩土力学、微生物学和木材学等多种学科方法对引起大型饱水木构件霉变、腐朽及含盐造成影响等主要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在遗址研究和保护中首次成功地运用先进的地下水渗流数字模拟技术、微生物脱水加固定型饱水木构件技术解决了古矿遗址、墓坑遗址、古船遗址、古桥遗址、原始部落遗址、古井遗址等出土大型饱水木构件原址保护的共性技术问题。对微生物法、ＰＥＧ（聚乙二醇）＋尿素＋二甲基脲法、硅酸盐＋尿素＋草酸法等脱水加固定型饱水木构件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已申请３项国家专利。其中，微生物脱水加固定型饱水木构件技术成果具有原创性。《金属文物的病害及其防治研究》在“青铜病”、“粉状锈”的成因研究有突破；开发了新型复合型青铜器缓蚀剂，青铜器、铁器表面封护剂；首次利用模拟闭塞电池研究了外加阴极电流或电位对闭塞区脱氯效果的影响，提出了以氯离子迁出率和电效率为主要优化指标的恒方波电流脱氯方法及其技术指标。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在室外大型铁器保护中引入氟碳材料作为复合封护剂的组分，在可再处理的保护理念指导下，引入“牺牲层”概念，通过选用可牺牲的表面蜡层，保护以单宁酸、氟碳材料组合的底层复合保护层，并应用此研究方法完成了山西蒲津渡遗址大型铁器群的现场保护。
《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 ２００２年启动的财政部《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具体承担。调查共计收到全国２８０３个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提交的调查表格１１万份，每张表格平均７０个数据，涉及７大类不同材质的馆藏文物１４００余万件，其中馆藏珍贵文物近３０万件。基本摸清了全国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及其腐蚀现状。调查制定的《馆藏文物病害类型和腐蚀程度分级标准》，按照馆藏文物材质属性和状况，应用模糊数学原理制订了濒危、重度腐蚀、中度腐蚀、基本完好的分级标准和表述方法。首次将文物经济价值观念及测算方法引入馆藏文物管理领域，完成了馆藏文物及其腐蚀损失经济价值估算的数学模型的设计研发；研发了统计功能强大的馆藏文物腐蚀损失数据库，建立了动态管理馆藏文物腐蚀损失变化的长效机制。
西藏三大工程 ２００５年是国家“十五”计划重点文化援藏项目的西藏布达拉宫、
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的攻坚之年，新开工项目６９项，其中，布达拉宫２６项，新增１７项；罗布林卡４１项，新２项；萨迦寺２项，新增３项。共完成投资６４７２．１３万元，是开工项目最多、工期任务最紧、施工技术难度最大、完成投资最多的一年。其中，工程难度最大的要属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的维修，一是五世灵塔殿是布达拉宫内最神圣，文物价值最高的殿堂之一；二是灵塔殿体量大、结构梁架弯曲、变形、拔榫严重，险情四伏，一旦坍塌损失无可估量。
自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工以来，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底，三大工程累计开工１２９个子项（其中新增项目２５项），竣工交验１１８个子项，完成总投资１９４８６．９０万元。其中，布达拉宫竣工３６个子项（其中新增项目９项），占项目总数的６６．６％，完成投资１０８５４．２８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７２．７％；罗布林卡竣工６３个子项目（其中新增项目１６项），占项目总数的９７％，完成投资４４４６．６０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７５．５％；萨迦寺竣工１３个子项目占项目总数的５９％，完成投资４１８６．０２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５３．３％。基本完成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主要古建筑的维修任务。
故宫武英殿维修 经过近３年时间，故宫“百年大修”试点工程武英殿维修竣工。修缮人员对武英殿及其附属建筑之一的敬思殿进行了挑顶大修，将殿顶的木构件重新拨正、归安；更换琉璃瓦；修复汉白玉石雕、彩绘。通过维修，排除了险情，使古建筑恢复了健康状态，达到了预期目标，即在保护文物建筑真实性的前提下，追求在整体上恢复到国力强盛时期故宫宫殿建筑庄严、肃穆、辉煌的面貌。本次武英殿试点维修，不仅仅是维修大殿本身，也为故宫大修积累经验，建立和验证了故宫维修工程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工程的特点之一，是在保护基础上，同步对外开放。
云冈石窟防水工程 在设计方案经过专家论证后，设计单位花半年时间进行了土工膜直剪、 土工膜斜面摩擦，膨润土防水毯直剪、斜面摩擦、渗透、局部干湿循环、饱和冻融循环、质量与理化性能试验，窟顶岩土层中盐类成分分析等的试验与研究，优化了设计方案，并于７月３０日通过专家评审。设计遵循“一次设计，分步实施，重点突出”；“以排为主，防、排结合，疏、堵结合”；防渗治理的可逆性、长久性、系统性、景观协调性及依法设计与治理等原则，设计内容包括窟顶排水；窟顶防渗；危岩清除与风化岩体加固；裂隙灌浆抹缝处理；水土保持与绿化；防渗效果监测系统；防渗治理施工工序、工期、施工技术要求与工艺、质量检测与控制等。目前，防水工程正按设计方案规定的步骤进行。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修复保护工程 １９９５年立项，历时１０年，是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日本信托基金，采用工程技术方法立项的中国第一个大型遗址保护项目。日本信托基金会提供２３５万美元，西安市政府提供了７６０万元配套资金。日本政府提供的２．８亿日元无偿文化援助项目——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展馆和砖窑址保护厅，也已于２００４年竣工移交中方投入使用，２００５年 ５月１日，含元殿遗址对公众开放。２００５年，西安市政府又决定投资２亿元，立项恢复大明宫御道。御道工程拆迁工作已经完成，一条２００米宽、６００多米长的御道即将建成，唐朝大明宫前朝区的基本格局将得以恢复。
长期以来大遗址保护一直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难点之一，有人认为大遗址是城市中社会经济最落后、环境和市民生活最糟糕的地方。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需求格格不入，因而在保护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大明宫遗址保护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文化遗产保护完全可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中的奥秘就是使文物保护、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个效益”协调起来，要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加强预防性保护，使大遗址保护成为城市发展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大遗址积极地保护带动了地区的文化氛围，改善了城市的环境，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保护的成果感动社会各界，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2006年1月2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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