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广州大学城建设中的文物保护
    为实施科教兴粤战略，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建设广州大学城。文物部门在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对岛上的历史建筑与地下埋藏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发现文物建筑４８处，列出了分类保护的意见；抢救发掘古墓葬、古遗址１４５座（处），其中有五代南汉的德陵和康陵，明代石人、石马墓，清初炮台遗址等４处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南汉二陵是五代南汉国的标志性史迹，被评为２００４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广州大学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成果。上述四处重要遗址已纳入大学城建设规划，作原址保护。今天，小谷围岛成为广东高等教育新校区，这里的历史文物与现代化校园古今融会，相互辉映。

    ２、西汉南越国宫署的发掘与保护
    位于广州城区中心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从１９９５年发现至今已历１０年，其考古进程可分为抢救性发掘（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和主动全面发掘（２００２至今）两个阶段。最突出的收获有：一是再现了中国甚至世界最早的王宫园林实例；二是发现了南越宫殿建筑和被誉为“岭南第一简”的西汉木简；三是揭示了广州两千多年历代建筑遗存。广州市政府高瞻远瞩，果断地停建、改建多项工程，花费巨资保护文化遗产，为遗址的保护利用奠定了基础，被国家文物局称为“中国文物保护的典范之作”。

    ３、发现世界最早的木构水闸
    ２０００年在老城区西湖路光明广场建设工地发现的大型木构水闸遗址，是二千多年前南越国都城番禺防洪、排汲水设施的重要水利遗迹。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结构完善而又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木构水闸遗存，充分显示了二千年前我国水利工程技术的高超水平。发现后，广州市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建设单位调整设计方案，把遗址纳入大楼的中庭内原地保护和展示。这是城市考古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又一范例。

    ４、千年古道  古今相辉
    北京路是唐代以来广州古城的中轴线。２００２年，配合北京路步行街整饰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代到民国年间、延续千年的古道遗迹与城门楼遗迹。越秀区政府把发现的古迹纳入步行街的整饰工程计划中，实施原址保护和展示，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文物专家的肯定。

    ５、纪念建筑与旧址的修缮复原
    广州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留有众多纪念性建筑和旧址，见证了近代广州的历史沧桑，也见证了广州对革命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广州市政府一向重视这些近代革命史迹的保护工作，近十年来，还对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虎门炮台等重要史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取得更有效的保护。

    １９９６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原位、原尺寸、原面貌”重建了黄埔军校校本部。１９９９年，省、市政府拨款６０００多万元对中山纪念堂进行全面大修。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３年分两期对大元帅府进行修缮复原。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年，政府斥资３０００万元维修了虎门炮台番禺部分横档岛上的部分文物；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４年，又对大角山等炮台进行维修。

    ６、宗教历史建筑的维修保护
    广州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西方宗教文化很早就传到了广州。南朝时达摩由海路到达广州，开始了西方宗教进入广州的历程。佛教的六榕寺、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天主教的圣心大教堂，体现了广州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市政府重视对宗教文物的保护，多次斥巨资对市内的宗教文物进行维修，得到海内外宗教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六榕寺花塔因塔身倾斜出现裂缝，经过勘测研究，采用了现代科技进行加固处理和维修。２００２年３月，对广州怀圣寺光塔加强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确定维修方案，对塔身砖缝进行了灌浆加固。圣心大教堂（俗称石室）是我国最大的一座哥特式石构建筑。１９９７年，市政府拨款维修；２００４年３月，市政府和天主教爱国会共同斥资１９６０万元，开始进行全面维修。

    ７、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
    原位于下九路西来新街的锦纶会馆，始建于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是一座面宽三间、深三进的祠堂式建筑。会馆内保存重要碑刻１９方，是广州唯一保留下来的丝织行业会馆，又是清代广州丝织业由盛而衰的历史物证。２００１年，广州市计划辟建康王路，以解决老城区西关的南北交通，锦纶会馆由于适处路中，如何保护？是拆除、迁建还是道路绕行？最后决定整体移位保护，以保存这座文物建筑的历史原貌。移位后，再经过文物工作者的精心修残补缺。保护维修工程历时三年多，整体已修复原貌，并向公众开放，又为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８、获联合国奖项的从化广裕祠维修工程
    从化广裕祠位于广东省从化市太平镇钱岗村内，占地面积约９９２平方米。始建于明代宣德年间（１３２６－１４３５），祠内前、中、后座的正檩等处雕出阳文的维修年款，加上碑文的记载，共有６处修建的准确年代，可作为我省确定明清建筑的标尺。２００１年，从化市政府本着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建筑结构、形态和历史信息的原则，对广裕祠进行全面的保护维修，维修工程历时近５个月。２００３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亚太地区遗产保护奖”。

    ９、深化普查  有利文物保护与建设
    广州是我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为摸清家底，有利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２００３年，在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开展了第四次文物普查，成果显著，发现文物线索３０００多条。普查既锻炼了干部，又提高了群众保护文物意识。现正将历次普查成果编纂《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分区立卷，并开展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

    １０、沙面建筑群的保护规划与整治
    广州沙面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英、法租界。沙面建筑群包括领事馆、教堂、银行、邮局、电报局、商行、俱乐部、住宅等，主要建筑形式有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券廊式和仿哥特式等。沙面建筑群于１９９０年被公布为全国近现代优秀建筑，１９９６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全面保护沙面文物建筑，由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协助制订了《广州沙面建筑群保护规划》，这是广东省首例得到国家文物局特批实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 

二、考古发掘收获不断

    十年来，地下文物保护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围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工程进行的南越国至明清时期的古墓葬、古遗址（包括城墙、房址、道路、水渠等建筑遗存）的发掘和保护，取得了重大成绩；另一方面是关注广州城区之外流溪河流域、增江流域以及环珠江口区域的先秦文化遗存的调查，探寻南越国文明的渊源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经过十年的辛勤耕耘，广州的考古工作者为了解和认识广州二千年城建历史积累了重要资料，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物。

    １、先秦考古的新发现
    广州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是考古工作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近十年来，从化吕田狮象遗址、番禺南沙鹿颈村遗址、萝岗锥林岗遗址、萝岗早期越人墓等发现，初步填补了广州先秦文化遗址、墓葬等资料的空白，对广州古代文明探源有重要意义。

    从化市吕田狮象遗址地处珠江三角洲与粤北山地的过渡地带。于２００２年底进行第一次发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对研究史前区域文化的交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南沙鹿颈村遗址地处环珠江口区域，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是广州至今发现堆积最厚、出土器物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史前遗址，对研究环珠江口区域文化面貌有重要意义。
萝岗越人墓是一座以石块筑壁的石椁墓，是广州考古５０年来的首次发现。其墓圹为狭长形浅坑，三壁以石块垒筑，北壁设木质挡板，底部铺小石子。出土３０余件具有典型特征的越式陶器，该墓可能属战国末到南越国初期。

    ２、南越国臣民墓葬
    南越国是西汉初年在中国南方建立的一个诸侯王国。公元前２０３年（汉高祖四年）据有岭南地区建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武帝元鼎六年）灭亡。南越国的建立促使岭南地区的社会进程出现跨越式大发展，为以后当地两千年的历史发展奠立基础。继１９８３年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后，近十年来，又发现了重要的南越国王宫遗址和不少臣民墓葬，系统地揭示了南越国丰富的文化内涵。

    广州农林上路四横路南越大墓是１９９７年发掘的一座带墓道的长方形分室木椁墓，结构完整，椁室内分棺室、后室和器物架。出土漆、木、陶器等４３０多件，以车、船、牛、马、人物等木制模型表现出行、宴飨、炊煮、仓储等场面，是研究南越国时期生活形式的实物例证。

    南越国“人”字顶大型木椁墓于２００３年在农林东路发现。墓坑平面略呈“凸”字形，长１５．５米，宽８．８米，由墓道、甬道和主室三部分构成。棺板朽，余上下两块独木残板，髹黑漆，似为单棺。墓早期被盗，遗物有劫余的一袭髹漆皮甲，可修复，是目前国内秦汉时期首例实用皮甲。该墓规模大、结构独特，墓主当为南越国的高官贵胄。

    ３、内容丰富的汉代遗迹与遗物
    两汉时期的考古发掘历来是广州考古工作的重点。古城区外围的两汉古墓葬区都已成为现在的市区，配合基本建设发现了大量古墓葬。近年又在番禺区发现大批古墓葬，为研究两汉时期广州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线索。同时还发现了窑场遗址、东汉城墙遗迹，进一步明确了两汉时期的古城位置与布局特点。大量的考古发现生动地展现了两汉时期广州文化面貌的多元复杂性。

    广州恒福路银行疗养院工地２号墓于２０００年发掘，是西汉中晚期木椁墓，随葬器物丰富。该墓由墓道、封门、横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放置木箱３个，其中一个大箱内放置木车马模型；另两个木箱分置仓、灶等明器和陶烤炉等。后室边箱及棺内清出丝质面罩、玉具剑、玉带钩、错金银柄铜削、铜博山炉、铜鼎、铜钫、铜壶、玻璃器等。

    广州同福路海幅寺窑址是广州第一次发掘的汉代窑场遗址。发掘所见有以陶瓮罐排列堆砌的遗迹。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其种类几乎包括了汉墓中所见到的生活器具，另有模型器、陶塑和建筑材料等。遗物与广州汉墓出土的造型、纹饰、烧制工艺都十分相似，推断该窑场烧造时期大约是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后期。

    １９９６年发现的中山五路三代城墙始建于东汉，晋代扩建，南朝再扩建。初步推断其为汉晋广州城的西墙。三代城墙的地层关系明确，对研究广州城市发展、城墙位置沿革等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已对其进行了回填保护。

    ４、三国至隋唐的遗址与墓葬
    近十年来，三国钱币窖藏、南朝墓“买地券”、唐代铸币遗址的发现，为认识当时的经济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晋南朝与唐代城墙遗迹的发现，确认该时期的古城范围与东汉基本一致。各类古墓葬的新发现补充完善了编年序列，体现了各时期的物质文化特点。

    广州西湖路广百新翼工地三国钱币窖藏于２０００年底发现，是广州三国时期考古的重大收获。其下层是陶瓷器和筒瓦、板瓦和砖块等，上部堆置成串铜钱。可辨识的钱币有“五铢”、剪轮“五铢”、“大泉五百”等。这次发现三国铜钱的数量之多是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在岭南地区亦属少见，同时也是首次发现如此众多的陶器、青瓷器等三国遗物，为认识广州汉末至晋代的考古材料提供了线索。

    淘金东路中星小学工地发现两座并列的南朝墓。其中一墓的墓道北端上部砌有方形砖函，内置滑石买地券一方。据买地券可知，该墓葬于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年），属南朝早期。这是广州五十年来首次发现明确纪年的南朝墓葬，为广州地区南朝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材料。

    ５、五代南汉国宫殿遗址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岭南、疆域较广的一个独立王朝，前后共５５年。其版图最大时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３省区及湖南、贵州、云南一部分，共２府６４州（都、监）２１８县，是岭南地区继南越国之后的第二个地方政权。

    南汉政权在兴王府（广州）大造宫殿，宫苑区在今中山四路。１９９７年发现南汉的石山莲池，出土大量青釉琉璃瓦等建筑构件和乾元重宝钱。２０００年在儿童公园内发掘出南汉殿堂建筑，其磉墩体形巨大，在我国建筑史上十分罕见。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又分别在中山四路两侧、文德北路西侧，发现了南汉宫殿基址、南汉时期的大型建筑群落，包括大型磉墩建筑基址、砖铺走道、广场和八角形建筑基址，出土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

    ６、宋以后的考古发现
    宋代是广州古城建设的重要时期，形成了子城、东城、西城的广州三城格局。近年来已相继发现东城、子城的城墙遗迹。北京路宋代古道路、门楼遗迹的发现，形象地展示了城市建设的频繁。“大通烟雨”井的再现与文献相印证。大量瓷器的出土，说明了海外贸易的繁荣盛况。明清时期瓮城遗址、六脉渠等发现，为广州古城研究提供了重要地理定位。唐宋以后盛行火葬，少量宋墓的发现，为了解宋代葬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大通烟雨”井于２００４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发掘中出土了几件北宋年间的青瓷碗底有 ″大通″二字的墨书铭记。经分析研究，是宋代大通寺的“烟雨井”遗址。“大通烟雨”是宋、元、明、清四朝的羊城八景。古井原址保留，楼宇建成后再作复原展示。

    ２００３年发掘的华侨新村宋墓，为砖砌墓壁，内置二棺，棺外封石灰，当为夫妇合葬墓。在二棺的四周排列石雕俑像和石狮３６个。石俑立姿，头顶小圆帽，有的卷发长辫。石雕俑像为广州考古首次出土。据随葬的端石抄手砚、青白瓷葵口碟、陶魂瓶等推断当为南宋墓。

    明代广州城是在宋城基础上的完善，并向北扩建至越秀山。在中山七路与人民北路交界处清理了明西城门瓮城遗址，经发掘确定，在清代和民国仍有沿用和修整，这是迄今广州发现保存最为完整的城门遗址。明代六脉渠是宋代以来广州的又一大型市政工程。“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是古人对广州城山水格局和空间环境结构的最好描绘，其中“六脉”指的是城内东西６个水渠，水流从这里流到东西濠涌后进入玉带河，再归入大海。宋六脉渠在明清重疏，民国时期还在使用。

三、文物科研硕果累累

    十年来，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从化吕田、番禺南沙等史前和先秦遗址的发现，为揭示广州地区早期文明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南越王宫遗址的发掘研究，确定了最早的广州古城坐标，两汉遗址与墓葬的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当时文化面貌的认识，并显示了城市发展的进程。三国钱币窖藏、南朝墓“买地券”、唐代铸币遗址的发现，加深了对当时经济、文化的了解。五代南汉国宫殿、王陵的发掘，澄清了方志、文献记载的模糊，对南汉国物质文化面貌有了明确的认识。在长期的发掘研究中，广州古城的变迁与分布位置已逐步廓清。十年来，一系列专刊、文章的出版发表，既弥补了以往忙于发掘、无暇整理研究的缺失，又为广州两千年名城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丰富资料。

    近十年来的主要出版物有《广州文物考古集》（１－５） 、《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文物志》、《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第一次文物调查报告》、《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考古发掘成果汇编》、《广州市海珠区官洲岛文物调查报告》等，并在《考古学报》、《考古集刊》、《考古》、《文物》、《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考古学年鉴》、《华南考古》、《岭南文史》、《广州文博》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考古报告与研究文章。

（2005年11月4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