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圈表层上生活，因此，从人类产生那一天起，我们的生产及生活资料都不得不取自岩石圈，而人类的所有工程活动也大都发生在岩石圈内。岩石圈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能源，为人类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地，也为人类提供了最早的生产工具和建造材料。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必将受地球这一大环境的控制，而小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往往决定了该区域内人类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 从文化遗产地及其相关文物本身物质形态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其制造材料和原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来自于自然环境中的天然材料。无论是石器、陶器、瓷器、青铜器还是房屋、城垣和墓葬，这些制造材料的初始原料全部来自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地是建造于地球表面上的，有甚至是存在于天然的岩土体之中的，如石窟寺、摩崖造像、摩崖石刻、岩画、岩墓，因此，自然环境决定了这些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态。如川东地区的云阳张飞庙、忠县石宝寨和西沱云梯街依山就势的建筑特点，是由该区域山地自然环境决定的。
（二）自然环境是文化遗产地及其背景的有机组成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在从事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工作时习惯于将自然大环境的保护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但是在中国古代建造理念中，自然环境一直被视为是人居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选址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提到中国古代建造选址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实际上是集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宇宙星体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种知识为一体的古代建造选址的方法论。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而大量保存至今的文化遗产地就是这一理念的实物例证，如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湖南岳阳县的张谷英村。
还有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借景，将自然背景巧妙地融入建筑环境中，丰富了空间美感，增加了人文情趣。如颐和园近借玉泉山色，苏州留园冠云楼远借虎丘山景，都是自然环境与营造空间的完美结合，而一旦其背景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势必影响其文物主体的完整性。
因此，在保护文化遗产地及其背景的过程中要重视和正确处理自然环境与文物主
体间的关系。
（三）自然环境是影响文化遗产地及其背景长期保存的先决条件
文化遗产地从其形成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木构建筑，其现存遗物的最早年代仅在唐代，这主要因为木材对环境敏感性强，在潮湿环境中不易保存，而且水火等外力足可导致其结构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可以说是自然环境控制着文物主体的保存时间。
大量的事实证明，自然环境中的不可抗力，诸如地震、滑坡、火山运动等，常常成为文化遗产地破坏甚至彻底毁灭的主要因素。公元７９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古城被遮天蔽日的火山碎屑流和火山灰掩埋，直到１７４８年偶然发现，经过２００多年的发掘后才露出大部分的原城遗迹；甘肃凉州天梯山石窟因当地频繁的强烈地震而无法保存，被迫搬迁；麦积山石窟历史上几次大面积崩塌都是地震引起的；而２００３年伊朗巴姆城地震使一座历史古城顷刻之间夷为平地；１９８５年新滩滑坡导致新滩古镇的大面积破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自然环境对文化遗产地长期保存何等重要。
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在不断影响着我们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不断在侵蚀着古老文明的遗迹。中国西部著名的汉代长城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正在逐渐消亡，许多区域蜿蜒曲折的城垣已被厚厚的沙漠覆盖。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正是人类缺乏对生态环境的科学认识，导致了目前无法挽回的局面。中国人开拓西北，若从张骞通西域算起，少说也有两千年的历史。屯兵拓荒，无限制的发展，今天历史已对人类的行为做出了严酷而无情的回报：楼兰古城的湮灭、居延遗址的岌岌可危，这一切告诉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正确认识不仅决定了古老文明遗存保护的可能性，而且关系到现代文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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