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保护是一种社会行为，包括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甚至军事等手段。如果将科学仅分为两类，那么支撑遗产保护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工程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如将科学分为三类，则支撑遗产保护的应是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这种排序，是因为遗产保护毕竟是针对物质的行为，尽管其不仅包含技术工程，也包含社会活动。但由于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区别其他物质的人文特征，从其保护的基础和目的出发，这种学科结合的更合理的排序似应为：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一些外国的遗产保护的多学科研究项目，往往由知识面广、懂管理的艺术史或考古专家主持，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科学和技术，还可以依活动的性质加以分类。大类如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参考国家科学技术成果管理的规定，可分应用、基础理论、软科学研究三类。应用类包括工程技术、基础技术、实验室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是指对新技术的发明、开发和技术集成、推广。基础理论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其目的是揭示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而不以任何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的。软科学研究，是指为推动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取得的为解决各种复杂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方案，包括发展战略、规划、预测、项目评价、可行性论证、对策分析、方案和理论方法等。

    遗产保护的科学和技术，除了要探讨共性的规律、理论和方法外，主要是综合和专门的将一切包括已认知的传统技艺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施用于一切遗产保护，包括从遗产认知到合理利用的全过程。印度２００３版科技计划所采用的提法，即利用一切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部潜力，保护、保全、评价、尊重、利用悠久历史文明形成的知识，虽不是专指遗产保护，但较好的反映了遗产保护科技发展的特点。

    遗产保护的应用研究包括：各类遗产的调查技术，如田野考古技术、航空遥感技术、水下考古技术、年代测定技术、材料分析技术等；各类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技术，如病害分析技术、环境监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则渗透于基础、应用、软科学研究的各方面。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对文化遗产属性与价值的综合研究，重要文化遗产地区和各类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价值评估，遗产材料与工艺研究、真实性与完整性研究、重要性与代表性研究等。软科学研究包括：跨学科决策，基本规律、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方针、政策、规划、制度、标准的研究，项目管理，等等。

    二、关于成就与优势

    我国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专门的科学，起始于２０世纪初。考古学、博物馆学、古建筑保护和研究已经开始得到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４日，同时发出两项政务院令，一是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一是颁发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后者并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藏之调查发掘管理办法。可谓两翼齐飞。科学和技术推动了初具规模的遗产保护局面形成，同时也使科学和技术获得新的迅速发展。以全面的科学和技术的视野，观察以往取得的成果，认识已具优势，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努力探索遗产保护的基本规律、理论和方法，宏观战略研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我国学者进行了创建文物学的努力，并且拓展了博物馆学的研究。上世纪９０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就是科学的结晶。经长期保护实践和研究，我国遗产保护的宏观战略，从“两重两利”的原则发展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并且提出大力发展博物馆文化。“两重两利”原则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提出，即在大规模基本建设中，选择重点保护和考古发掘，做到既利于保护，又利于建设。随时代发展，社会经济与科技进步，我国对遗产保护宏观战略，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提出新时期的总方针。方针的核心内容，是号召各级政府、广大群众以保护遗产传承于后代为历史责任和主要任务，并以此为主导，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包括各类开发建设、各种研究的辩证关系，将大规模抢救置于首位，列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目标，以此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方针是对遗产保护理论的科学总结和创新，成为指导我国遗产保护实践及科技发展的强大战略思想武器，属软科学研究的最重大的成果。对于世界保护遗产的科学理论，也是一项重大贡献。

    ——不可移动和可移动遗产的基础研究和调查评估取得重要进展，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在我国广大国土上开展的普查、专题和区域调查，动员了广大的知识界和公众。《文物地图集》的编辑出版，就是系统整理调查研究成果，与地图学结合而进行的科学创新。考古学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遗迹、遗物的科学，是遗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础研究之一。人类史前史及其遗存的认识，主要依靠考古学研究。全世界考古界都特别关注和着力开展人类文明的探索。我国考古学也是如此，其理论、方法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区系类型学说指导下的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成果，极大的丰富和加深了对我国早期聚落、城市、大型工程等遗产的认识。多学科合作的进行，航空遥感考古调查技术、水下考古技术的引进和确立，拓展了遗产的认知手段和范围。我国学术界对各类可移动文物开展了长期的价值评估和真伪鉴别工作，研究提出了文物出境鉴定标准、藏品定级标准和近现代文物征集范围和一级文物定级标准。多种现代科技应用于传统材料、工艺的分析研究，应用于年代测定的研究。如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东汉“水银沁”铜镜表面处理技术研究、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试瓷器热释光年代等，都是跨学科开展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

    ——区域和城市遗产的综合性保护与抢救初见成效。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的规划研究成果及大规模投入，令世人瞩目。大遗址保护的概念开始提出，发展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与园区的思路得到初步实践。集安高句丽遗产抢救规划的研究，调整了一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思路，将大规模抢救作为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列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科学决策和多部门、多学科合作攻关，创立了短期、有规模、集中投入改变遗产保护被动局面的典范。

    ——保存和修复技术取得进步。在上世纪６０年初期，国家科技部门就组织制定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各主要类别的文物包括建筑、石窟的保存、修复，开展应用基础和技术研究。国家文物局于２０００年再次推出文物科技成果应用指南，介绍了１０１项，包括了加固修复、保存环境、检测等技术成果。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古建筑维修技术研发取得丰硕成果，木构件防腐和防虫技术取得进展。将化学灌浆、锚固等技术应用于石窟的加固，并创新了灌浆材料。旧纸张保护技术、脱水加固定型古代饱水漆木器、出土铁器脱盐缓蚀保护、ＰＳ无机保护材料系列发明、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等多项成果，获得有关奖励。“十五”攻关计划中的出土大木构件原址保护、纺织品保护等技术研究，都取得重要成果。

    ——国际交流和合作不断扩大。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制订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准则》。与意大利政府合作，建立了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并进行培训。与德国合作，开展了秦兵马俑彩绘保护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这一跨学科研究的主持者，现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国际打击文物-培训班，与世界银行合作制定重庆等地的遗产发展战略，２００１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

    三、关于问题与差距

    ——总体战略研究缺位。对遗产保护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比较狭窄。对遗产损毁原因及专业因素、社会因素缺乏全面分析。跨学科研究全面支撑文化遗产保护的局面远未形成。软科学研究被长期排斥于科技研究之外。遗产保护与其他相关领域关系的研究，如与商业、旅游业、建筑业等的关系研究，均有待深入。遗产保护的规划计划研究、管理体制机制研究、科技推广研究、标准化体系研究等，都比较薄弱。不可移动文物级别认定，已有法定程序而无标准，可移动文物级别认定，已有标准而无规定办法。

    ——调查评估研究处于从属地位。考古学研究和其他有关遗产的研究，是遗产保护的基础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利用遗产的层面上，多以其他学科的目标为直接目的，如考古以社科研究为目的。尽管遗产保护借助这些研究，也取得巨大成绩，但这些研究不是主动、直接支撑保护，有的距支撑只一步之遥，有些对保护却形成干扰。也许这种状况，正是我国长期没有研究制定出不可移动遗产认定标准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原因，造成我们只好也只能虚称遗产大国。挖宝思想和追求轰动效应，还制约了调查评估及其技术的发展。

    ——区域和城市遗产保护的科研进展缓慢。具有重大意义的遗产区的地位未得重视。比较成功的集安高句丽遗址综合性抢救、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研究，都未能在科学和技术的层面上给予重视、总结和推广。城市规划科技工作，在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大遗址等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遗产调查评估滞后的情况下，规划研究的综合性和多学科组成，远不适应需求。规划研究主要受传统规划方法影响，不能以重大遗产保护为核心和主导，容易屈从地方近期发展压力，不易做出对已有城乡总体规划和发展计划的重大调整。

    ——保存和修复技术的推广严重不足，攻关点不清。由于遗产内容广泛，现存状况、问题复杂，已有技术成果推广又严重不足，因此造成低水平重复研究、重复建设较多。有限人才，多应付于一般技术工作，无法也无力寻找攻关点，组织跨学科攻关。

    ——研究机构和人员匮乏，未成体系，跨学科合作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效益差，能力低，是无法也无力争取大规模投入的重要原因。创新的观念和创新的氛围，有待进一步倡导。部门分割、学科隔膜、单位利益、地方保护等，需进一步打破。宣传教育尚停留在遗产价值的层面，尚未注意宣传保护的价值、保护的科学理念。国际交流合作比较被动，涉及面较窄，参与国际活动较少，翻译和传播的信息更少，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多数骨干人员的外语交流障碍，总体上几乎与世界隔绝。

    探寻我国遗产保护科技与国际上的差距，观察国际组织当前和今后的战略要求，是一个重要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主张，文化遗产是构成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目前更加积极倡导遗产保护，以适应经济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防止和禁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转让所有权、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等公约，各非政府的专业组织制定了有关保护历史城市、历史建筑、考古遗产等的宪章，在我国的执行情况都不容乐观。欧盟科技发展第六框架计划，作为增强经济潜力和凝聚力的战略重点，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研究。其关于经济潜力的提出，并置于凝聚力之前的提法，值得注意。

    主要负责专业咨询和培训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加大力度，向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播先进的遗产保护的科学与技术。其最近制定的战略规划要求：提高认知，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自然或环境保护的价值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并应与自然或环境保护挂钩；制定可行政策，并采取适当行动，将可移动遗产与不可移动遗产保护相结合，重视解决文化遗产的非法流通问题；大力推广保护的风险评估和预防性保护措施；提高保护人员的职业素质，同时大力开发配套的教育辅导教材；推动将遗产保护价值纳入中小学课程的实践；在大学课程设置的层面上，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协调和促进跨学科的遗产保护的研究。

    该研究中心强调理解和尊重保护的多样性，认为应及时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所具有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着力鼓励保护修复人员研究和运用传统手工艺所蕴涵的知识，培养他们在保护工作中与手工艺行家进行有效的合作共事的精神。

    该研究中心推广地方与城市综合性的保护计划，主要是为了探索、开发和推广使用适当的管理方法，保护具有遗产价值的城市和地方社区。“综合性”保护概念，已经上升为一种可操作的方案。该计划的实施，满足了对历史名城的城市区域和景观的高水平保护需要。其科学性和哲学思想，已在国际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和贯彻。该计划与两个主要目标群有密切联系，即：提高政府主管部门和决策人员对地方与城市保护实行综合治理的必要性的认识；提高各级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士对遗产保护进行一体化发展决策的能力。

    该研究中心组织了“媒体拯救艺术”活动，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为了让媒体关注遗产，让广大公众了解保护行业，了解遗产是多么脆弱，遗产是多么难以保护。使得普通大众不仅认识了遗产的价值，而且认识到遗产的价值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并意识到应当采取措施对遗产价值进行保护。同时，这些活动还说明，人们包括年轻人一旦了解到遗产保护的需要，他们就会真正来关心保护工作；一旦了解到种种威胁将带来的后果，就会积极参加到遗产保护中来。该研究中心 “鼓励一切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而提出的各种创见和自主行动”。

    世界上很多国家将不可移动与可移动遗产的调查登录，作为一切保护的出发点。意、俄中央专设文化遗产登录部。德国各州文物保护局，常年进行航空考古调查。欧洲很多国家受保护的遗产点都达几十万处。日韩将发掘调查列为文化财调查的一类。日本调查并公示的埋藏文化财达３７万处。遗产重要区域、代表文明起源和鼎盛时期的聚落遗址、历史名城，是各国也是世界科学界调查与保护的重点。如玛雅文明经考古学家多年努力找到距今４６００年的母亲城。

    世界关注我国遗产保护。外国一位学者将我国长城、大运河、秦始皇陵编入《世界７０处建造奇迹》一书中。不少专家对我国保护提出批评建议。有专家认为，就格局完整而言，我国汉长安城较古罗马保存为好。有专家建议为西安制定５０至１００年规划并严格实行，保护和展示唐城考古遗址，以恢复世界最重要的历史城市的光荣，并按部就班列为世界遗产。

    四、关于优先主题

    如何确定历史文化遗产领域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似应更全面的理解中央已经确定的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认真学习中央即将确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并应将二者有机结合。依照宪法、文物保护法、科学和技术有关法规，确立大文物、大保护、大科技的概念，以科学和技术带动、支撑、服务于中央方针和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正确处理好保护抢救与相关科技工作开展的辩证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软科学研究交互展开，坚持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加强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加大投入，以国家投入为主导，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扩大国际合作交流，实现跨越式发展。

    发展的方式，似应考虑继续深化总体战略研究，分析迫切需要科技支撑的战略性问题和重大瓶颈问题，研究提出跨越式发展的优先主题，凝练重点项目，创新体制机制，优化科研力量布局，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引入招投标机制，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办法，积极推动和保证项目开展并取得实效。关于优先主题则可考虑选择几个较迫切的方面，如：

    其一：大力实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调查评估的科技行动  遗产调查评估，是保护抢救决策的基础。为建立科学规范的遗产调查评估登记体系，全面系统的掌握遗产资源的总体状况，要加强调查评估的科学性和现代技术的应用，拓展调查评估的范围，开展遗产分类研究，开展各类遗产的内涵与价值、材料与工艺的多学科研究。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文物考古调查发掘的理论、方法、技术，组织更大范围的跨学科合作攻关，发展遥感空间探测技术和水下考古等特殊环境下的调查技术。要开展区域遗产认定标准与办法的综合研究，开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文化遗产的认定的研究，将规模特大、价值特别突出的大型考古遗址区、名城老街、革命故地、民族特色聚落、人类工程奇迹沿线，选作国家重大文化遗产地，建设保护展示体系与园区。对于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是否设置明确的国家行政管辖界限问题，如百年以上古物和建筑均列入可登记管理范围等，也须抓紧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时期重大遗产区域的认定和调查评估，也就是文明探源研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期的重大任务。针对认识这一时期遗存的难点，需要研究开发相关技术。如加强对大型聚落、大型建设工程的多学科研究，提高认识水平；加强发掘现场的有机类遗迹、遗物辨识和记录技术攻关，不断为发现早期文字创造条件。

    其二： 国家重大遗产地综合性保护与示范  中华文明起源与鼎盛时期的大规模遗存，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遗产与资源。目前多处于既受建设蚕食，又遭盗掘破坏的窘境。对其抢救，既属文化建设，又属经济建设，急需跨学科联合攻关。有关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专家提出的“反规划”理论，即主要是“非建设”用地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要主动先行的理论，值得注意。开展合法文物市场发展战略及相关管理技术的研究，也与此有关。收藏和交易监控松懈，非法买卖诱发的盗掘、盗窃甚至抢劫活动，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整体遗产保护，也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声誉。这类问题，是遗产保护的国际难题，倍受国际组织和科学界重视。需同时抓紧开展的，还有博物馆与民间收藏发展方向及规范研究，野外遗产安全防范和保卫体系建设和相关技术开发，相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研究。

    其三：文物保存与修复的科学问题、关键技术研究和推广  环境污染、恶化带来的文物蜕变、腐蚀加剧，修复与发掘本身造成的损失，当高度重视。需要通过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形-文特性贯穿保护的科学理念和程序，大力开展有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和修复、发掘技术的攻关研究。推广有关技术标准，引进风险评估和预防性保护的政策和技术措施。要以保存、传承传统技艺为基础，引进现代高新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解析传统材料和工艺，支撑修复、发掘技术的攻关。实施标准、人才、专利战略，大力引进和创新技术推广的办法。

    其四：发展博物馆文化的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研究  博物馆发展方兴未艾、前途无量，博物馆文化的核心是遗产保护、研究、展示的辩证统一。发展博物馆文化，对贯彻落实中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创新博物馆学理论，深化博物馆分类研究、生态博物馆发展实践研究，改进传播与展示手段，搭建以发展博物馆文化为基础的，公众对遗产认知并互动的平台。开展博物馆发展评价体系、科技支持系统和产业运行机制研究。

    其五：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总体战略和相关政策研究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本应当是世界上遗产最受重视的国家之一。尽管国家确立法律，中央明确方针，但社会对保护的理解和重视仍严重不足。需要通过跨学科研究，研究遗产面临的严峻形势，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探索符合世情国情、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发展道路，开展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列为基本国策的研究。在遗产保护的属性、价值、作用、地位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遗产保护与博物馆发展、民间收藏、流通转让的关系问题，探讨遗产保护与有关各方面关系特别是与旅游发展、城乡建设的关系问题，探讨遗产保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地位。开展标准化研究，特别是遗产及其保护的复杂多样性所导致的标准化规律研究。创新思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加强基础条件平台、科研基地、示范工程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使其既符合遗产保护特有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确立的复杂局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