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下，而不是动辄就搞文物迁移。北京平安大街不管整体风格是否成功，但在修建时文物基本是保住了，街道没有必要修得太直，只要保证交通就可以。浙江定海古城的价值极大，就被三下五除二拆得面目全非，而且还有大量文保人士进行了干涉，当地政府美其名曰“保护改造”，搞出成片“四不像”商业街区。云南建水也搞了同样的政绩工程，最后古城特色全失，政绩迟早也要落个千古骂名。依我看，中国当前的“保护改造”很少，一般是一改造，就把该保护的都不保护了。其实留下一些历史遗存，实在不是什么难事，欧洲即便是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仍点缀着古老的教堂和老房子，比如德国法兰克福的哥德故居，柏林的大量历史建筑，这些城市本身都能跻身世界的一流大都市，但同时文物也没有成为他们发展的障碍，反而增加了城市的文化底蕴，可谓是相得益彰。文物保护需要资金，更需要意识。
保护文物不应该以利益观为出发点，但我们很容易发现，保护文物的同时可以带来客观的经济利益。在平遥的问题上，如果没有听取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的呼吁而拆除了古城如现在的建水，试问，游客从何而来呢？如果以当时的理念搞起了工业，能有现在旅游业带来的可观收入吗？一时的错误观念，造成的恶劣结果可能是永远的，因此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一定要比其他问题都慎重，因为一旦没有了，就不会再生。 仿古街。这种东西是中国的独创：拆了古老的、有价值的，然后拿一批伪的去填充，名曰“文化名城”、“发展商业”，惨不忍睹，如天津老城厢商业街其实这还算好的，根本没留下多少原先的文化沉淀。新建筑恶俗不已，不过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史迹，如广东会馆、徐家大院、仓门口天主教堂，还算有一点文物保护的理念贯彻其中。而估衣街的改造就糟了，看了冯骥才的《保护老街》，就能评判出这次改造是成功还是失败。逛了这条街后，就能评判出在商业和文保的标准下，这次改造是双赢还是双输。云南建水也把好好的老街拆了建了一条仿古街，既无古意也无现代美感。什么都不是，除了是“政绩”。
现在看来，建造仿古街的巨大动力已经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了。我们只能呼吁：对改造区的文物手下留情吧，不要仿着仿着，连真的都荡然无存了。要真想保护文物，凸现古都风貌，不这么砸钱玩也还有别的方法。
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一个奇怪的称号。中国只要稍有点年头的城市，都争着抢这个称号。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称号很少能约束城市规划中疯狂拆迁文物的行为，大不了像长沙一样，除名就得了尚未除名。所以，争这个虚名，恐怕更多的是经济的利益，跟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就算把老城推平了，也还是可以挂个名的，起码，本市“历史上”是一座文化名城，只是现在不是了。
名称不名称的，其实意义不大，如果有一点文化关怀，不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怎样，难道里面有价值的文物就不保护了？文化，本身就不能用功利的眼光去评判。把文化名城当个饭碗，或当个政绩，对保护文物贻害无穷。
在保护文物问题上不要找托辞
文物保护是一件大事，关乎民族文化精神的延续，不过很多人真不把文物保护当事，今天是资金紧张，明天是这处文物成了某重大工程的瓶颈，必须拆除，又或者拆迁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类似于说-是为了他更好的活着；居民嚷着不搬，他还说“拆迁范围内的居民极其理解”。总而言之，文物保护不得力有一万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编得出来，就是保护不了文物。
所以，中国当前的文物保护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用文化沉淀观去保护文物。一次改造，一座古建筑拆了，就再也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记录下来，痛心疾首地记下来，让人知道这次改造干了什么。说迁建，就必须问清迁到哪里，什么时候建，怎么建四川有几处文物恢复得能让人目瞪口呆，否则，搞不好就是建到纸上去了。
一次去四川成都，到十陵，看地图上有一处药王庙，好半天找不到位置，没庙庙址在当地小学内，原来庙在两年前被拆光了，修了新学校，只剩几个柱础，虽不精美，但也明显是古物。我们当然不反对修新校舍，但不用干什么事都跟文物过不去吧。管理人员说，资金不够，庙已成危房，会砸到学生，因为安全原因所以才拆了。
理由没有不冠冕堂皇的，但是我们不需要理由，我们只看结果。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是靠慢慢的积累和沉淀形成的。一栋老宅，一座古刹，一棵古树，如果从功利的价值观考量它们可能就是一些破旧的老古董，是发展的阻力，但其真实蕴含的文化价值是根本无法估量的。文化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文化的破坏却可以在一眨眼间完成，而破坏一旦形成，要挽回就极其困难了，在这个层面上，要恢复被坏文物的文化价值的难度可以和破坏了自然生态再去恢复的难度持平，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因此，最后我要说一句：当今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虽然有所成就，但细节却千疮百孔，颇难令人认同。照此发展下去，中国文物特别是文物建筑所承载的文化沉淀将面临危殆的形势。
文物的保护同经济建设一样，都需要长远考虑，一旦拆完了就完了，现在的沾沾自喜，肯定会换来将来的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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