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认为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有着同源关系。 从夏代到春秋，巴文化的中心从鄂西溯江而上，西移到巫山至忠县一带，如巫山的双偃塘、云阳的李家坝、万州的中坝子、忠县的哨棚嘴三期等，都是此时规模较大的巴文化遗址。夏商周时期的巴文化中心越过瞿塘峡后与楚地的文化更遥远了，而与蜀有了更多的来往，此时的巴文化中与成都的三星堆、十二桥以及南指挥街等文化中有着更多的相同因素。尽管文献上说公元前６１１年之后三峡地区“巴遂不见，盖楚灭之”，但从考古学材料来看，情况恰恰相反，西周中晚期时楚文化只进入到西陵峡地段至秭归一带，春秋时期楚文化也未能越过瞿塘峡以西，也就是说整个重庆辖区的三峡地区几乎不见春秋时代的楚文化——至少从目前资料来看时这样：只有巫山地区偶见楚文化因素，如巫山水田湾墓地的Ｍ７、Ｍ８，麻柳沱的鼎式鬲等等 。作为文化的巴不会像政权那样一夜间消失，巴文化仍然坚守在瞿塘峡以西的三峡地区。商周时期的巴文化倒是与蜀文化有了更多的联系。冯汉骥先生曾将巴蜀陶器作过区分，他说：“二者皆有罐、釜、盆，但蜀人食器则是一种尖底盏，巴人则为豆。”原来认为尖底盏基本上不见于峡江地区，而忠县中坝等遗址出土的周代尖底盏表明蜀文化在峡江地区的影响远比我们原来认识的要大。
战国时期巴中心继续西移，晚期至涪陵。巴人地盘虽然缩小了，但文化却浓缩了，似乎更具特色。战国以后的巴文化虽然仍保留有早期巴文化的一些代表性器组，如陶釜、圜底罐、豆等，但陶器中明显少了一些蜀文化器类，如灯座形器、鸟首形柄等。铜器则成为巴文化的新特色，特别是一组以釜、鍪、甑为组合的铜容器和柳叶形剑、烟荷包式钺等兵器为这时巴文化的典型特征。葬具以船棺葬为主。巴人的器物上盛行虎纹、掌心纹和巴人图形符号标志。虎的形象常出现于器物上，如虎纽、虎头饰等。
战国时期的渝东地区地巴文化中显然有了楚的影响。战国时期不但巴人墓中的楚文化因素越来越浓，而且楚墓在忠县以东地区普遍发现，特别是从战国中期开始，如巫山瓦岗槽墓地的Ｍ１１、奉节上关墓地Ｍ２７、Ｍ３２、云阳李家坝Ｍ３３、故陵楚墓、万州武陵大丘坪、新田曾家溪等地出土的典型楚墓。忠县井沟崖脚墓（半边街）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发掘了１９座战国中期楚墓。这样数量集中发现于一个地点，尤其是位于楚文化影响区的最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报告认为：
“这批墓是最西端的楚墓葬，其年代大致属于战国中期，与江陵楚国都城一带的楚墓无论是墓形、棺椁、还是器物组合、器形都完全一致，当属于远征巴国的楚国军队将士，死后即埋葬于此。”（摘自《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
不过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楚墓尚未如此规模地发现于忠县以东地区，但忠县却一次发现１９座楚墓，这一现象令人深思。我觉得它应该反映了见诸史籍的巴楚关系的一件大事。《华阳国志》云：“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借楚之灵，克弥祸难，城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常璩这里的“周之季世”应该指的是战国中晚期。《华阳国志》另一记载云：“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将军庄 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楚威王于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３３９年）即位。可见《华阳国志》中的“周之季世”当指战国中晚期。报告说这些楚墓主人的身份是楚国军队将士，此言甚确，而且这些将士应该就是巴蔓子“请师于楚”的楚国军队。
尽管战国时期的巴文化更多地接受了楚文化因素，也尽管公元前２７８年白起拔郢后秦人占有三峡全境，但秦汉初期，楚文化的因素却更为深入地传播到渝东三峡地区，与楚文化更大范围的接触与融合真正发生在秦汉时期。此时巴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传统的因素逐渐减少，而全国大一统秦汉楚文化的因素则渐渐占主导地位。部分陶器仍保留有釜、豆的巴文化特色外，但更多吸收了楚文化因素如钟、壶、钫、高领凹底罐、折腹盆等，而铜器和陶俑则更接近于中原。这在涪陵的小田溪墓地可以清楚看到。就连巴式剑也被加以中原式改造。葬具出现在船棺中置一小棺的情形，似乎是在棺椁制过渡。这些变化说明了巴文化逐渐为秦汉的大一统文化所同化和取代，最终融入汉文化之中。大宁河上游有个叫宁厂的地方，据说就是《山海经》中的“巫咸国”所在地。这是一个来自远古，因盐而兴的集镇，史载宁厂春秋时属巴，战国属楚，后属秦，这似乎是巴文化及其历史的象征。
对于巴文化的缘起与发展，俞伟超先生在中国三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长江三峡出土文物精粹·序》中曾精辟地予以概括：
“在三峡地区，巴人最初大约是在西陵峡地区最先发达起来，后来因受楚人之迫，逐渐向巫峡及其以西地段转移。现在，在三峡库区已找到了百余处三代时期的巴人遗址和墓地。其中巫山县双堰塘、云阳县李家坝和忠县井沟一带的遗址群，规模巨大，内涵丰富，是当时巴人的-、经济文化中心。大约在战国末至秦代，巴人首领的墓地已西移至涪陵市的小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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