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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建筑历史遗产保护策略的再思考

    于公众的价值之上。

        公众对于历史的理解,往往不同于专家,尤其在以消费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当今社会,历史已经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如同鲍德里亚所发现的那样:这个崭新的时代埋葬了传统的历史,但这些历史却被制作为特殊的符号供人消费。加之,历史遗产所蕴含的时间跨度,本身就使得后人对于历史主体难以完全复原原先的理解,而这就为主观的阐释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类似于“旧瓶装新酒”)。由此形成的结果就是,作为载体的建筑、历史街区得以“物以稀为贵”,而作为内容的文化精神则可以轻松的转化为当下人们“消费”的对象。其得以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历史及历史遗产不再是一批庞大的事件、场所隐藏在现今社会的背后,而转化成一些文字符号和影像符号组成的片段,飘浮于“文化空间”。这就使得历史“消费”成为了可能。而这种消费并非人们对历史的本真感兴趣,人们对历史故事、历史遗产所代表的某种所谓的“文化”、“情调”的兴趣要远胜于历史实存和历史著作本身,结果是那些历史专著常常只能蜷缩于角落,慢慢地成为“历史”。

        此外,尽管公众是文化的真正缔造和传承者,但是,城市历史建筑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管理往往只是政府和专家的专利,缺乏公众的参与,尤其是特定的历史建筑(文化)使用者的参与。这一方面和公众的素质有关,另一方面,客观上我国长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体系,也造成如今彼此缺乏对话、沟通的现实。

        这就形成了当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背景:一方面,由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喜新厌旧的传统;另一方面,公众与专家、政府三方不同的历史价值观。

        在对待历史建筑遗产的态度上,这些矛盾常常显得非常的明显,尽管在建筑精英的眼中,似乎并非如此,但精英毕竟是少数,更何况还不断有“精英”在背叛,充当甲方的“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欧陆风的盛行就是力证,其存在也从侧面反应了某些群体在富裕之后寻求身分认同的心理需求,而这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的参与,他们甚至是始作恿者,尽管有一批学者在大力的批判。上海新天地,另一个“保护”的样板,在开发商赚得“声誉”和“金钱”的同时,小资们也找到了身分的认同,但仔细一看,不难发现这里历史的肉身早已死亡,剩下的只是躯壳。这里“保护”只不过成了挣钱的绝佳手段。其实公众对保护的实体也并非真的买账,别忘了新天地更多的是属于晚上的,所以,保护的物质躯壳对公众到底有多少意义真的值得人怀疑。最近有报道,在上海的奉贤即将建成西班牙风情街,完全模仿西班牙著名的兰布拉一条街;与此同时,在闵行另一条意大利风情街也在紧锣密鼓的规划设计中。作为走在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前沿的上海,发生这样的事件,这背后显然有着与专业人士不同的历史价值标准。不知道这其中历史保护专家及相关专业人士又充当了什么角色,是无奈,还是共谋,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不得不深思历史保护背后,公众和政府的力量以及资本的魔力。
     

        这里以一个完成的历史保护项目为例——中国-主义青年团中央旧址改造更新,位于上海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属欧式联排,一正一厢的后期旧式石库门建筑。按相关部门的意见,只需把室内按展厅要求进行重新布置即可,参观流线则混用居民的出行路线。但是这里的居民对于保护本身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保护是否会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影响,以及能否改善陈旧的市政设施。显然,如果仅仅对单元内部进行改造(但参观人流将对该弄居民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干扰)或者把该弄堂的住户全部迁出将会容易得多。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当然前者是更好,简便、也最保险,设计也省事。但保护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躯壳,它离不开其存在的环境,一个活动的背景,如果住户全部迁出,结果只能是生活内容的掏空和场景的缺失。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对住户的影响。最终设计另辟蹊径,将主入口改为从主弄围墙一侧的上海国际购物中心(伊势丹)广场,沿简洁的玻璃楼梯径直由二层的过街楼入旧址参观。这样既保证了旧址与现有环境的协调,并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减少了参观所带来的干扰,保证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通过该项目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取向,但也并非不可调和,甚至这种不同往往对保护还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当建筑师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历史保护问题的时候,请别忘了保护本身对于各利益群体的不同意义,以及他们对于历史的不同态度,别忘了公众在历史这一终将被消费的过程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最近,始建于南宋的杭州岳王庙由于年久失修(最近一次是1993年),想按照原来宋代岳飞画像来恢复其真实面貌,结果公众因为真实画像上岳飞比较胖且矮,而很不满意,认为这样不符合他们心目中高大、威武的形象,结果该修缮计划无果而终。这也说明了公众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及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所以在历史遗产保护的过程中,首先必须确立的是我们应该对保护持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这才是保护策略的基础。当然,在此,本文并不想对具体保护措施本身给出一个终极的答案,何况也许并没有。实际上,公众并不反对保护,问题是如何才是真正的保护,而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更不是为了所谓的政绩,或者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应该理解保护的真正内容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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