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伊川县招收３０名学生，刘景龙是其中的一名。从此，他的命运与文博工作发生了联系。１９５８年，他到考古研究所跟考古学家龚琼英学习，参加发掘东涧沟龙山文化遗址。冬季休整时，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的老师高天麟教他学习考古照相。刘景龙当时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多学点照相技术知识，春节也没回家。父亲长时间见不着，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１９６０年，他与杜玉生合作，在现今的洛阳市府西院位置发掘东周王城宫殿大型建筑遗迹。这一年夏天，进洛阳工作站休整，他拍照了陈久恒先生主编的《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上的所有文物的照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拿到了稿费，他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对于工作和学习，刘景龙当时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１９６５年６月，他来到云冈石窟的保护工程施工工地上。这样，就有了接触专家的机会，遇到不懂的问题马上请教。专家和同行们见他手勤、腿勤、嘴也勤，求知欲强，便一点一滴地教他。刘景龙先生告诉记者：“我自知才疏学浅，不敢贪大，先从高中化学学起，再看大学教程中的《有机化学》、《有机玻璃》、《环氧树脂》等书。说实话，我学得很苦，书中的很多章节，看上十遍八遍都看不懂，但只能硬啃书本。我读书如醉如痴，常常因读书误了饭时，而云冈石窟职工食堂的李师傅对我特别好，星期天专为我做刀削面，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云冈的半年里，刘景龙从没休息过一个节假日。除坚持学习、读书、记笔记外，还做气象、洞窟观测记录。半年时间，记了１３本笔记。半年的学习，人整个瘦了一圈。回到洛阳，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美美地睡上３天３夜。然而，当他得知文化部组织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调查小组”要到龙门工作，期间要进行“龙门石窟损坏情况调查”，单位要他参加调查组，他也就顾不上旅途的劳顿，连离开半年多的家也没回去看一眼，第二天一早就上班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次调查工作，是全面、系统地取得和掌握龙门石窟损坏情况第一手资料的好机会。刘景龙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调查工作，攀高爬低，上上下下，凡是能够亲眼看到的。都进行了手工测量，同时做了详细的记录。
这次调查，证实了龙门石窟最引人注目、艺术最精湛的造像当首推奉先寺，即卢舍那造像龛。以卢舍那为首的九躯大像，是唐代石刻的精华，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些精美的造像，当初是依山就石雕凿而成的，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大多数造像已经与山石的岩体剥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隙。其中，南壁的天王与力士大部分脱离岩体而崩塌，残存的躯体与岩体之间已形成１０—２０厘米的裂缝，全部脱离山体坠落下来的险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奉先寺正壁伽叶的头部、身躯已经崩圮无存；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主佛卢舍那，脸左侧已经形成约１０厘米宽的裂缝，整个头部与山体间有一条明显的裂隙。其他造像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与山体剥离现象。通过这一段的工作，刘景龙深深感到，龙门石窟中的造像加固工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当时，他记录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受到文化部龙门调查领导组组长王辉同志的多次鼓励，王辉在给文化部的汇报材料中多次称赞刘景龙刻苦工作的精神。这样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刘景龙从事文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终生受益。”
“龙门是我的一生的梦。这个梦伴随我40多年，我找到了我的所爱，并为之付出了心血。正是这个梦，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
刘景龙为龙门石窟的保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谈起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他告诉记者：“龙门是我的一生的梦。这个梦伴随我４０多年，我找到了我的所爱，并为之付出了心血。正是这个梦，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龙门是先人留下的辉煌，是人类文明的遗产。保护好这份遗产，需要投入全身心的热情。”
之前，记者曾听到过刘景龙先生的“轶事”。７０年代初，他为了修复损坏的石窟，在搭脚手架时，一不小心，一块没放稳的架木板从头顶上掉下，所幸没砸到正头顶上，却砸断了他的鼻梁骨，鲜血直流。他匆匆到龙门卫生院处理了表皮伤口，血还没完全止住，就返回工地坚持现场工作。像这样的危险，他曾领教过许多次。
１９７１年，为了接待中央领导，市里检查准备工作。领导要求把卢舍那大佛脸左腮帮子上红卫兵写的“洛玻红卫兵”五个大字擦掉，时间紧迫，搭架子来不及了。这事很危险刘景龙自报奋勇承担，并挑选一个身体强壮的民工胡疙瘩扶一根杉杆，他顺着杉杆爬上残破的大佛胸前观察，因上边地方太狭窄，站不住人，只有他和胡疙瘩两人操作。因杉杆长度不够，放不到佛胸前的台上，胡疙瘩坚持两手用力向上举着杉杆。大佛脸上字是１９６６年写的，５年多了，石膏已嵌入岩石表层的空隙中，擦起来实在费劲，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字迹擦干净了。刘景龙从杉杆上下来时，衣服都湿透了，同事们都围到他们的身边鼓掌。
刘景龙先生告诉记者：“最难忘的是对龙门石窟抢险加固。１９７２年我修复了北壁天王，１９７３年开始对卢舍那进行修复。为了节约资金，我带领几个临时工一层一层往上搭架子，维护修复卢舍那大佛，要清洗、钻孔锚固、灌浆，还要清理、作旧，每一层架子都要随着卢舍那的身躯变化而变化，依据操作规范，架木不得依靠文物支顶。我细心观察，根据维修工程施工的需要、依据经验，完成了施工脚手架的搭建，清理了大佛两肩、胸前多少年来人们为了求福而投向卢舍那积存下来的数十架子车石块。开始按照试验好材料对卢舍那大佛进行冲洗裂缝、干燥（裂缝）、封缝、检漏、灌浆、石工凿整、作旧等修复。经修补后的卢舍那露出了虔诚、慈祥的微笑。是年１０月１５日卢舍那以慈祥的微笑迎接了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总理与客人在卢舍那前合影纪念。”
从７０年代开始对龙门石窟抢险加固，到９０年代初期综合治理工程告一段落，龙门石窟保护工程已先后进行了２０余年，刘景龙系统掌握了从现场调查到制订方案、施工设计、施工搭架、工程指导、资料收集、工程总结等一整套程序。石刻保护需要不断创新，在保护方面，他主持的“石窟化学灌浆加固”研究工程获得成功，其中“龙门石窟环境病害与防治对策的研究”，１９９４年获地矿部科学进步三等奖。他主持的“龙门石刻洞窟漏水病害的治理研究”与“用于洞窟漏水治理的环氧树脂低温灌浆新配方的研究”经过专家鉴定认为：“该项目针对性强，对洞窟漏水情况调查详实，能正确判断漏水病害的性质与类型，找出渗水途径；所提出的‘盖、排、堵、导’综合治理方案，思路正确，切实可行，经过近多年的实践效果良好；经过对以往环氧灌浆受温度影响导致收缩这一因素的分析判断，采用环氧室温硫化橡胶低温灌浆材料防渗堵漏在我国石窟保护科研以及工程中应用并获得成功尚属首例，在石窟灌浆领域有重大突破”。该项目１９９４年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三等奖。
“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圆了我多年的梦”
谈到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刘景龙先生告诉记者：“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圆了我多年的梦。”
刘景龙接着说：“１９８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我认为这是一个机遇，应该及早动手，开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工作。我整理了系统的文字材料，又到北京幻灯片厂制作了幻灯片，送到国家文物局。为了推动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度，争取国际力量，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我到东京，与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谈了河南洛阳市政府为申报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立了“龙门石窟环境指挥部”，组织、协调、指挥龙门石窟周环境治理工作。平山郁夫很高兴。把我推荐给他的朋友松浦晃一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总干事长），要我亲自向他介绍龙门石窟的保护情况。”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系统工程，以上这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推动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进行，刘景龙加大了保护基础工作。他认为：“文物保护要从防止人为破坏的基础开始，我家公民的文化素质还较低，自觉保护文物的意识差，每天都有在雕刻品上刻划、题字留言等损坏文物现象，写、画可擦掉，用金属工具刻划上的虽然可以用岩石粉涂抹，但毕竟已对石刻造成了破坏，天天检查、天天发现、天天擦也不是办法；还有一些人经常晚上在洞窟内烧火作炊、取暖；抱佛腿、登上佛身照相留影、在洞窟内大小便、烧火等现象屡尽不止。为了保护石刻文物不受破坏，不给游人接触到石刻的条件，我设计了从高度上不影响参观视线，游人又能无法接触到文物，起到能阻止游人翻越的钢筋矛头护栏。先在宾阳中洞内试装（１９８７年移装在东山大万伍佛洞内），经一年的试用，效果很好。１９９７年我到意大利罗马市场、那波里的庞贝、佛罗伦萨等文物旅游地没见有钢筋护栏，２００１年再次到罗马市场、庞贝古城、连佛罗伦萨博物馆内的大卫石刻雕像都用护栏拦了起来，而且野外的罗马市场装的钢筋矛头栏杆都在２米以上的高度，我不是说他们是学习我们的经验，起码证明我的想法、作法是对的，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是有效的。诸如此类的保护工作，都为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刘景龙对石窟保护的突出贡献，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专家，１９９７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谈起以后的打算，刘景龙先生最后告诉记者，龙门石窟的保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培养新人和研究工作方面。我虽然退居二线，仍然要为龙门的保护和研究贡献力量。因为龙门寄托了他一生的追求和梦想，龙门的事业让他永远心潮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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