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感——尽管这种愧疚一直未曾影响我的享用。陕西考古所的考古学家们许多是我的同学、好友和同仁，他们的宽容成全了我的业绩——如果有的话。无论如何，享用完之后总得说声谢谢。坦率地讲，没有这些技工，三峡的文保工程就无法得以顺利完成；峡江地区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他们亲手发掘、修复和绘制出来的。他们在这场世纪发掘中可谓功勋卓著，值得大书特书，但愿今后有高人为他们作传。 在大地嘴发掘时，一般情况下，我们将当日用工数量告诉队长或村长，至于让谁去不让谁去，我们都不干涉，一概由村长安排。为了避免矛盾，村长都采用“车轮子”的平均主义办法，即将所有劳力都加以统计，一人一天轮流做。工地快结束时我们不再大规模用工，只是临时抽调几名民工干点临活，这时用工往往是随机的。有一次我们让一位民工干完活后，下午便有另一位民工吵上门来，质问我们何以用这个人而不用那个人，是不是瞧不起人？我一看，这个人是上午干活那位民工的哥哥。这真是亲兄弟明算账，我问他：“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哥哥他是弟弟吗？”他显然没搞懂我要说什么，“这与哥哥弟弟有啥子关系，就是亲娘老子也要讨个说法！”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的确就是这样大义灭亲的。我对他说：“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哥哥他是弟弟，我就告诉你为什么用他而不用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巴县卷》中有一个安世民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安世民是一个爱占小便宜，喜欢恶作剧的人，恶作剧的对象包括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甚至老婆、老师和老丈人。从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来衡量，安世民应该是个反派角色，但王川平在《重庆人文化心态》一文中说这个形象对认识重庆人、把握重庆人心态具有典型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重庆人。由此可见重庆人（包括万州人）对于辈分、亲情、友情等，确乎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
到三峡后我突然领悟到均平思想在我国有着极为深厚根源，且不说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均平口号，即便是在现代的峡江地区，也每每可见，可处处感受。我们已经说过，村长派工只能采用“车轮子”的办法，平均意味着公平。考古发掘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点工形式，即计时工资。只要是做点工，发掘进度之慢，磨洋工之甚，你都会觉得难为情的。有时我觉得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比赛，看谁挖得慢，挖得少，令人可气的是我不幸而猜中了。有时某个探方进度快一些，但第二天该探方的进度就会特别慢，如果你催促，他们就会说，我们已经挖深了，再挖快一些的话会遭别人骂的。在民工眼里我们是公家，只要给公家办事，能磨洋工就磨洋工，能占便宜就占便宜。民工们对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反正你们是公家。但是只有一两个人磨洋工的话，就会被我们辞退，所以他们便联合起来，共同磨洋工，于是三个和尚就没水吃，你也不要奢望所谓的进度了。平均主义在这里又一次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消解了人们的斗志、奋进、勤劳与正直。和尚挑水的故事旨在道出平均主义的危害，但是它太形象和太动人的叙述方式致使人们只记得故事，而忘了背后的真谛。在胡家坝发掘时，我们的征地上种植着不同的农作物，不同的农作物有着不同的赔偿标准。但有一家土豆地的户主认为他的地是与其他人的地一样，就因为上面的农作物不同而获得较少数额的赔偿金，这不公平。他拒绝让我们发掘，我们也只好先搁置着。他坚信最终我们会让步，他也没再接着管理地里的农作物，于是地就荒了。我们虽然没有让步，但我们一直耐心地等着他有一天能想通。他显然是个平均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地即便是荒了也不让我们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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