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手抄存副，故实物得与文献结合对照，详见王世襄《梵华楼珐琅塔和珐琅塔则例》），因而只能从残存的痕迹例如青铜器上的范缝、织物的色泽与结构等以及成分、材质等不完整的信息，来推断或猜测其制作方法、过程及工艺细节，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器物的复原制作遂成为文物制作工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通过复原制作，并结合从有关遗址、遗存得到的信息、有限的文献记述以及现存传统工艺的调查，可以模拟和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器件的制作方法、过程及工艺细节。这种实验考古的实际操作，将大大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器物的“制作之原始”的了解，以此印证或纠正原先的推断或猜测，从而提升文物制作工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盖顿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感叹说：“也许商周青铜器铸造的奥秘，须得等到下一代才能最终揭开。”他寄希望于冶铸史研究者和传统冶铸业艺人的结合。显然，这种结合只有在中国本土才能实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李济、万宗保、华觉明、白荣金和谭德睿相继进行了商周铜器的复原试铸，揭示了用复合陶范铸造形状高度复杂、纹饰华丽繁缛的礼乐兵车等器之工艺奥妙。这些实验正如盖顿斯所说，都得益于何世坤、冯富根、徐惠康等懂得传统金属工艺的艺人、技师的参与。 
在文物制作工艺的研究实践中，器物的复原制作尤具重大的价值。因为这类珍贵文物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常代表着该时期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成功地予以复制有利于保护文物、揭示其科学价值和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以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和复制为例，通过对原钟的工艺考察和理化检测，揭示了双音钟的声学特性、发声机制和制作诀窍，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全套编钟及钟架的成功复制，不仅使原钟得到妥善的保护、其本来功能得以继续展现，复制钟还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参与了九七香港回归庆典的演出。影响所及，使得编钟这一古老乐器得以登上舞台，重新进入民族乐器的序列。迄今，曾侯乙编钟已先后复制了五套，分别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北京古钟博物馆、黄帝陵和台湾。仿古编钟已制作了数百套，为国内中等以上规模的民族乐团和海外华人聚居区的华乐团普遍采用，并在众多的公众场所陈列与展示。这充分说明了文物制作工艺研究和代表性器物复制的重大价值及其在发挥文物社会功能方面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全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长期以来，对文物科技的理解比较狭窄，缺乏战略意识和规划意识，难以确定重点领域、优先主题和凝练重大专项。”这种情况同样表现于文物制作工艺研究领域。由于观念及学科体制、人才结构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文物制作工艺的研究及复原实践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迄今尚无专职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工作也缺乏连续性和长远打算。为改变这种情况，作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转变观念 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全局出发，将文物传统工艺研究作为文物科技的一个组成部分，置予应有的地位，纳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使它的发展与承传得到制度化的保障。
二、机构设置 考虑到文物制作工艺和文物修复工艺密切相关，可在中国文物研究所或拟议中的国家文物研究中心设立传统文物制作和修复工艺的专职研究机构。这个机构除从事若干重大的研究项目外，还应把统筹和指导全国传统文物和修复工艺的研究、保护工作担当起来。研究机构可按少而精的原则构建，成员可从全国文物考古系统和有关单位物色和延聘，今后视需要再逐步扩充招收研究生等等。
三、制订中长期规划 使文物制作和修复工艺的研究、保护、承传及其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并得以持续发展。
四、凝练和实施重大专项 就文物制作工艺研究和代表性器物复制来说，有以下一些项目可供选择：
越王勾践剑 前一时期，湖北荆州有人就越王勾践剑复制一事进行刻意炒作，已有学者为文直指其非。但此事却是从反面说明了越王勾践剑这类器物之名贵，及其工艺奥妙为广大群众关注的程度。多年来，湖北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对此剑的形制、合金成分、制作工艺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尤为人们瞩目的菱形纹饰形成、复合剑结构和剑首同心圆等奥秘业已破解。可见，这一器件复制的条件是相当成熟的。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是公认的商周青铜器精品中的精品，早在发掘出土之初，已经众多专家确认其为早期失蜡法的代表作品。笔者对尊盘的结构、纹饰和制作技法曾作过细致的研究，经周密的分析、反复试验，成功地予以复制是有把握的。鉴于这一器物的复制价值很大和须有高超的手艺，建议在有关艺人尚健在的情况下，及早立项并付诸实施。
古甲胄的系列复原研究 近些年古代甲胄续有出土，但其研究、复制至今未引起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荣金先生多年来从事古甲胄的发掘、研究，几乎所有出土甲胄的修复都出自他手。他自１９９６年退休后，谢绝各方面的延聘，主持了徐州楚王陵铁甲、秦俑坑石甲等研究、复原工作，深受好评。为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和系列化，以填补学科空白，国家有关部门理应给予支持。
早期琢玉工艺 近年来，玉器和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但有关琢玉工艺的探讨较为滞后。安徽省考古所张敬国等研究人员经和台湾学者合作，用偏光显微镜观察凌家滩玉器的微细磨痕，认为当时已用玉砣琢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宽广的工作空间和重大的学术价值，应以多学科协作的方式联合攻关，可先做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所出玉器的制作工艺研究，之后再延伸到三代、商周、汉唐以至明清时期。
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如丝绸织染，石质、铜质、铁质工具制作与功效研究，制陶工艺等，都是涉及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采取上述措施将开创文物制作和修复工艺研究全新局面，可在三至五年内取得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从而为其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同时，这也是为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制所应采取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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