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梁氏宗祠和东林梁公祠、元始梁公祠等梁氏房份祠堂和家塾等；渭水桥西集中分布有崔氏宗祠和南园崔公祠、愚 崔公祠等崔氏房份祠堂，是古村落历史文化的集中显现，反映了南迁先民聚族而居的传统。保存较好的祠堂还包括穗石村的林氏大宗祠、贝岗村的多处邵氏祠堂、郭 村的郭氏宗祠等。保存较好的古民居建筑群有北亭村的青云大街古民居、穗石村的仁厚里古民居、贝岗村的康衢大街古民居、大 村大 大街二十一巷的古民居等。传统的古民居建筑多依地势走向布局，与古街巷的麻石板路和巷口的门楼形成完整的古代里巷风貌。 经专家严格论证，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结合广州地区现存历史建筑的实际状况，将４８处古建筑分为Ａ、Ｂ、Ｃ三类。其中Ａ类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属建造年代较早、形制结构独特、保存较好且规模较大者，共１０处；Ｂ类为建造年代不晚、保存较好且具有一定规模者，共２８处；Ｃ类为年代较晚、结构一般、保存较差者，共１０处。根据专家意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编制了《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第一次文物调查报告》。文物部门在此基础上提出小谷围岛地上历史建筑的分类保护意见：Ａ、Ｂ类建筑原则上要求作为文物建筑实行原地保护，个别如与建设规划确有不可调整的冲突则采取异地迁建的方法实行保护；Ｃ类建筑如与建设规划有冲突，可以在完成档案资料的收集测绘后进行拆迁，拆迁时需对古建筑材料进行收集。经与规划和建设部门协调，４８处地上古建筑中，３２处实施原地保护，７处实施异地迁建，８处拆除。
目前，地上文物建筑已纳入广州大学城建设总体规划实施分类保护，各项保护工作均已基本完成。异地迁建的文物建筑搬到练溪村的小谷围民俗博物馆。
二、地下文物考古发现文物埋藏点３８处，发掘面积超过２００００平方米。发掘古墓葬１４５座、古遗址５处，出土文物３０００余件
从勘探发掘的情况来看，小谷围岛的古墓葬表现出分布集中，时代延续性较强等特点。古墓葬主要集中在北亭和南亭两村，其次是贝岗和穗石村。除晋南朝和三国时期墓葬外，上至汉代，下到明清各时期的墓葬都有。其中汉墓最多，达１２１座，其形制及出土遗物类型都与广州市郊同期同类墓相同。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长方形竖穴木椁墓皆属中型墓葬，遗物较多；东汉中晚期的砖室墓，按墓室结构可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按平面有长方形、“凸”字形、“中”字形、“Ｔ”字形、“十”字形、“串”字形和“井”字形等多种。唐至五代砖室墓８座、南汉帝陵２座、宋墓４座、明墓７座、清代大型家族墓地１处。
三、四处重要考古遗址的发掘与保护
在已发掘出的１５０处古遗址、古墓葬中，南汉康陵、德陵、明石人石马墓和清初炮台等四处考古遗址，经国家文物局、广东省、广州市考古、历史、古建筑等各方面专家论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１、南汉康陵和德陵
唐末五代，后梁贞明三年（９１７），刘岩称帝于广州（兴王府），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大宝十四年（９７１），南汉亡。据史志记载，南汉有三陵在广州。康陵是有纪年物证的南汉王陵，墓内出土的哀册文明确记载了墓主的身份和年代。康陵的发掘证实南汉有二陵在小谷围岛北亭村，即刘隐的德陵（青岗刘皇冢）和刘岩的康陵（大香山康陵）。第三陵是刘晟的昭陵，在萝岗的石马村，于１９５４年发掘，现已无存。
康陵位于北亭村大香山南坡（墓室的详细情况，见本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３日、１０月２７日），依山坡地势南北向营建，地面建有陵园和陵台，地下筑玄宫。以居于园内中部偏北的方座圆丘陵台为主，四周有夯土墙垣包围，形成陵园。陵垣四角筑有角阙。南墙正中为开园门，门外为廊房（献殿？）建筑。陵园平面长方形围墙，大约东西宽５７．３０米，南北长９６．８０米。墙体夯筑，宽１．２～１．４米。墙边两侧散落不少墙头瓦的瓦片、瓦当，墙基处置瓦以承接墙檐滴水。
陵墙四角有角阙，形制十分奇特，一大一小对角相连。小阙处于内侧，与围墙相连接；大阙在墙角外侧。现存方形台基，中心为土质，砖砌台壁，四周砌散水，可能是阁楼式建筑。发现有带莲瓣瓦当的筒瓦、板瓦、花边重唇滴水瓦、脊头瓦（鬼脸板）和吻兽饰等，表明阙顶有颇具规模的屋盖。
南垣正中开有陵门，据现存的磉墩推测可能是面阔三间的门楼。陵门以南１７米外还有一组磉墩。从磉墩的排列，可能是廊房，也有可能前后两重陵门。围垣西南角外侧挖有一条明沟，并筑挡水挡土墙。南门两旁的墙基下分别设置砖砌排水沟。
陵体位于陵园中部略偏北。陵台为方座圆丘，由圆台、方台、散水等分层构成。地宫筑在陵台正下方，由墓道、封门、甬道（门洞）、前室、中室和主室组成。
据前室当门横立的石哀册，可确认墓主为南汉高祖刘岩。刘岩死于大有十五年（９４２）四月，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
德陵位于小谷围岛北亭村，由墓道、封门、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坐南朝北。墓内器物无存，在墓道的器物箱内出土陶瓷器２７２件，其中瓷器１９０件，釉陶器８２件（见本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南汉二陵的发现和发掘在广州考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广州乃至岭南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也是五代十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发掘确证了南汉有三陵：一德陵，二康陵，三昭陵。三座陵墓建造形制基本相同，都是多重券拱的砖室墓，两壁砌出成列壁龛，用大石板加砖墙封门。此次发掘的德陵与康陵，是南汉国的标志性史迹，也是目前国内发掘为数不多的五代十国时期王陵。康陵是目前五代十国首次发现的陵园建筑，其营建形式特别，陵园四角的角阙，在地宫上方筑圆形方座陵坛等都是国内陵墓所罕见。圆丘形陵台形制独特，改变汉唐封土以方为贵的传统，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为我国古代陵寝制度提供重要的材料。
康陵出土的哀册文，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出土完整的哀册全文，也是目前年代最早的一块哀册文碑石。哀册文有的内容可与南汉史和广州现存的南汉遗迹相印证，今光孝寺内的东、西千佛铁塔、教育路的仙湖和药洲遗址（相传是南汉时方士炼丹药的遗址地方）、小谷围岛的昌华苑、昌华宫（北亭村如今犹称昌华市），在考古发掘中有南汉大型宫殿遗迹发现，如儿童公园一组南汉大型磉墩、靠近中山四路人行道有一个雕刻１６只狮子的大型石础和与之相连成片的殿堂铺石地板等等，都反映了南汉皇帝信崇佛道及其离宫苑囿之盛。此外，德陵墓道器物箱出土一批青瓷罐，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当为南汉皇帝宫中用器，属官窑制品无疑。其胎质坚致，釉色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的上品，为研究五代十国陶瓷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康陵出土的木瓜、菠萝、香蕉、马蹄、茨菇、桃、柿等模型明器蔬果祭品，为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蔬果寿象生陶瓷制品，可为中国陶瓷史添上一笔。
２、明石人石马墓
位于南亭村金银山南坡，墓地范围长约５０米，宽约２０米，神道、祭台、坟圈-次递增高。神道宽约１０米，左右两侧立有三对石人、石马、石羊。文臣高２．３７米，武官高２．２米。祭台和坟圈以砂岩石板铺砌。残存坟圈直径４．５米，左右墓手相距２．９２米。根据残存的墓碑，确知该墓为夫妻合葬，墓主姓曾，名豫斋，赐进士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佥事，葬于明万历十八年。
墓葬的地面建筑全部用石材砌筑，结构完备，形制规范，为广州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石砌山手形明代墓葬，其石构件琢刻精美，前所未见，六尊石俑齐备，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３、清初炮台遗址
位于穗石村东北部。十五个炮台基座东西向面朝珠江弧形依次排列。略呈南北向，向东圆弧。占地南北长８０米、东西宽５０米。
基座平面形状为等腰梯形，正面及左侧各有一个小龛。内侧两立面有放置炮弹和藏身避弹的内龛。有几座发现二次加筑痕迹。炮台基座大小不一，由于损毁严重，顶部已塌，残存最高的一座３．７米；最矮的只有０．７米。最大的基座长６．４米、宽２．４米，最小的长３．２米、宽２．４米。
基座结构系用三合土夯筑而成，基座底部较平，未见有挖坑槽，只在底部放置几根木条作固定。经发掘末发现有任何房基及柱洞，遗物极少。
该炮台群遗址为广州地区现存的早期海防炮台，对于研究清早期海防史具有重要价值。
上述四处考古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它们与岛上保存的祠堂、庙宇、里巷、民居、古桥等古建筑和驳岸古迹见证了小谷围岛的历史，体现了小谷围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其实施原址保护，必将成为广州大学城内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提升大学城的历史文化品味。在广州市文物、规划部门和大学城建设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这四处重要考古遗址已经实施原址保护。有关保护与展示规划正在制定当中。同时，文物部门已经将南汉二陵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广州大学城文物保护工作，凝聚了广州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离不开上级部门领导的重视、关心及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１、提前介入，争取文物保护工作的主动
广州大学城工程建设规模大，工期紧。广州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大学城内的文物保护工作，明确要求广州市文化局作为广州大学城建设指挥部的成员单位，负责做好工程建设范围的文物保护工作。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５日，广州大学城建设指挥部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大学城建设总体性控制性工期计划，会上要求尽快进行文物调查工作。会议结束后，广州市文化局迅速组织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的文物考古队伍对工程建设范围进行全面文物调查工作，调查工作历时２２天。２００３年４月初，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即编写出《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第一次文物调查报告》。将工程建设范围的文物资源分布情况及时告知规划和建设部门。为及时抢救和保护地下文物，２００３年６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开始对已调查发现的１５处地下文物埋藏点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该项工作于９月份基本完成。１０月底，工程施工全面开始，由于施工暴露出的文物点不断增多，考古工作随即转入随工清理阶段。正是由于提前进场，为抢救性考古工作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２、全面调查，科学论证，分类保护，将文物保护纳入广州大学城建设总体规划
在进行文物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地上文物按村落逐村逐街逐巷进行梳篦式调查，地下文物以山岗地带为重点进行拉网式全面调查的方法。在调查前，还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和地形资料，掌握重点，制定调查计划。完成田野调查后，市文化局马上组织多方面专家，对调查发现的４８处文物建筑进行科学论证，按其历史价值和保存状况分为Ａ、Ｂ、Ｃ三类，对每一处古建筑均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意见。随后，文物部门与建设单位和规划部门协调，对地面文物建筑实施分类保护。同时，对可能影响原地保护文物建筑安全和历史风貌的建设规划作出了适当调整。
地下文物方面，本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工程建设的原则，绝大多数古遗址、古墓葬在发掘清理完毕，收集齐有关资料后立即交付建设单位恢复施工。南汉德陵和康陵、明曾豫斋墓和清初炮台群等四处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根据国家文物局和广东省、广州市领导意见，应当予以原址、原状保护，纳入大学城总体建设规划。广州市文化局随即多次邀请专家，对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提出意见。
３、领导重视，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
广州大学城的文物保护工作受到国家文物局、广东省、广州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关强，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同志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宁，广州市委副书记苏志佳，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华，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许瑞生等领导同志先后到小谷围岛视察和指导文物考古工作。陈建华同志两次召开现场会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协调，并对岛上文物的保护以及兴建民俗博物馆或民俗文化村等，作出具体指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曾专程到广州对南汉德陵和康陵进行论证，对发掘和保护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发掘期间，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重庆、江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香港等２０多个省市的专家学者到发掘现场考察和指导。
广州大学城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得到建设、规划等部门和施工单位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广州市规划局与文物部门密切配合，对影响文物保护的建设规划及时作出调整，避免或减少了工程建设对文物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广州大学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作为工程建设单位，对大学城内的文物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给予了积极协助。
为了高标准、高质素保护也广州大学城的四处重要考古遗迹，广州市文化局邀请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来穗为四处重要不可移动文物设计展示方案。
４、艰苦奋战，抢救保护文物和名城资源
广州大学城所在的小谷围岛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岛，树木、杂草丛生，交通也不发达。在对小谷围岛进行全面抢救性文物调查和考古勘探发掘期间，文物考古人员顶着烈日或暴雨，饱受着蚊虫侵咬、土尘滚滚、机器轰鸣和严重缺水的困扰，奋战在考古工地第一线。夏天的广州高温湿热，考古人员在野外工作，随时可能中暑，还要面临被蛇、蜂袭击的危险，２００３年８月，就曾发生过一名工作人员被马蜂蜇晕的意外事件。正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考古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历经两个夏季，圆满完成考古工作。
此次文物保护工作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州文物界的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不顾七十多岁高龄，亲临考古现场指导发掘工作。有一回由于天气太过炎热，麦老先生因长时间在考古工地，晕倒在现场。为充分论证南汉德陵等四处重要遗址的价值，麦老又遍查多方文献，为四处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提出了重要意见。麦老为保护文物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精神激励着考古工作人员，鼓舞了士气。
广州大学城的文物保护工作为文物部门和建设单位相互配合，促成文物保护和工程建设“双赢”局面树立了又一典范。２００４年９月，广州大学城如期迎来了第一批大学生。广州大学城内原地、原址保护的文物建筑和考古遗址已经成为大学城内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有力地提升了大学城的文化品味。大学城内调查和发掘出的文物资源进一步丰富了广州的历史文化内涵，必将更有力地促进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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