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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经营城市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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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开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掠夺。较之侵占耕地，拆毁传统街区受到罚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被媒体曝光，也能通过收买不良记者和不良媒体将恶行无限缩小，再运作个文明城市、魅力城市或宜居城市、花园城市的名号来涂脂抹粉。
２００４年４月，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为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划定了最后期限——２００４年８月３１日。其实，早在２００２年７月，经营性土地协议出让即停止而改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留下的口子却令地产大鳄疯狂圈地。统计数据显示，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北京市协议出让和规划成熟的用地近９０００万平方米，规划建设面积近１．３亿平方米——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２年，北京土地出让总面积和规划建筑总面积为９８１１．４万平方米和１．４亿平方米——短短４个月时间，突击批发的土地量相当于过去１０年的总量！所以，我们在北京平房区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塔吊群，刚挂上“保护院落”牌的四合院次日即被拆除，甚至暴力侵犯民宅等情形亦不足为怪了。值得欣慰的消息是，６３岁的北京居民黄振以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条文，击退了强制搬迁人员，使自己的那座建于清朝的院落暂时保留下来。
对于拆迁遇到的“钉子户”，文明点的地产商动用行政或司法力量，粗鄙的则雇佣歹徒胁迫，以致滋生出如哈尔滨乔四的“刀枪炮”之类的-组织。在北京美术馆后街２２号事件、定海古城被毁事件、南京正觉寺碑及盛岛大酒店事件、常州强拆传统民居事件等破坏文化遗产典型案例中，一边是情绪激愤的居民和媒体，一边是态度强硬的政府。除定海外，文物管理部门无一例外站在了政府立场，成为阻挡媒体火力的挡箭牌——在土地出让问题上，文物管理部门有多大权限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被忽略的是政府及政府背后的地产商。北京美术馆后街２２号事件的标本意义不在于这处建筑红线之外的明清建筑是否属文化遗产，而是保护公民合法继承的财产的法律在强势面前的苍白无力，标注着我们的社会现实与法治理想的距离。
设想一下，英国剑桥、牛津会在打造环球大学城或宇宙大学城的旗号下，仅留几幢点缀性的历史建筑而新建起几十个广场、几百座停车场、几千栋高楼？美国纽约会以发展落后地区旅游业的名义将自由女神像搬迁，再在原地盖起高楼？占地３４０公顷的中央公园会因阻碍交通的名义被拆解成几个小型街心公园，空地用于修路和盖楼？时报广场不如中国的县城广场气派，《纽约时报》总部易地重建？这类“煮鹤焚琴”的蠢事，发生在英美等法治国家的机率不大，动用行政力量或唆使暴徒强拆私宅更不可想象。
流行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管制捕获理论认为，确立政府管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管制机构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管制的实质是特殊利益集团之间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即经济学的“设租”与“寻租”。“捕获”即促使政府管制的，或是市场竞争失败的被管制对象，或是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换言之，管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毋宁说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在某些时候，管制会给一般公众带来有益的因素，但这并非管制实际的初衷，充其量不过是管制的意外结果而已。一旦国家被捕获，就是民众厄运的开始，社会既乏效率，又无公平。“捕获国家”最初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但世界银行提交给２０００年布拉格年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在内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中，贫困率增长了２％至２１％，在受到不平等影响最为严重的许多国家里，国家基本被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捕获”。知名学者王绍光提醒，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实际上已被特殊利益集团“捕获”。当前城镇疯狂的拆迁、圈地和国有资产廉价转让现象或许可为“捕获国家”作一个注脚。我们对此应百倍警惕。
值得玩味的是，２００４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的地产商虽少了７位，仍据有４５席之多，标示着地产业的暴利属性。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国人民银行９年来首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引发全球金融震动，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内地地产股重挫。
也许，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尽管只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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