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财保存是国家的责任。这也是日本首次以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了古物保存的义务。明治三十年（１８９７）日本政府制定《古社寺保存法》，作为国家政府的象征的重要建造物等的重要价值被体现出来。从这时开始，日本的文化财修理体制也基本得以确立。昭和四年（１９２９），日本政府又制定《国宝保存法》，保护对象已不单单是国家的神社、寺庙等建筑，个人手中的重要文物、艺术品也受到国家的保护。为了防止日本重要的美术品流向海外，日本政府还于昭和八年（１９３３）颁布了《重要美术品保存关系法》，在这项法规中规定，向海外流出的美术品首先要得到文部大臣的许可。到了战后的昭和二十五年（１９５０），日本政府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在《文化财保护法》中不但明确地记录了日本文物、艺术品的种类、区分方法、日本古建筑的保存地区等，更详细地规定了与文物、重要艺术品有关的保管、展出、保护、修复的相关事宜，以及相关人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通过近年来的不断完善，直到今天，日本的文物、博物馆业仍然在这项法规的指导下运作着。
在日本，文物、艺术品的保管、保护修复和展出是相关而协调的三元素。其中，文物、艺术品保护修复被视为保管和展出的前提，在日本博物馆事业中享有着重要地位，受到高度重视。日本文物、艺术品保护修复事业的最高责任者是文化厅长官，他对文物保护修复领域各个专业的技术官员的工作予以监督和指导。而具体负责文物修复的技术者们也同样受到类似的监督和指导。其中就包括修复方案的制定、施工的方法和疑难问题的解决对策。日本的文物、艺术品的保护修复事业，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前景。其中既包括了对文物本身材质、构造的基本考察、对文物保存、展示环境的研究，还包含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修理工作，另外也包括了新材料、新技术与传统工艺结合，对文物进行修复保护的工作。
此外，日本的文物、艺术品保护修复业非常注重对自身所做工作的宣传。他们的宣传工作既包括对日本国内的宣传工作，同时，更注重谋求国际地位，扩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日本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会利用各种媒体将他们所做的工作加以详细的报道和宣传，通过各种传媒的报道使社会对文物、艺术品的保护修复工作有一个比较充分和全面的认识。与此同时，日本很多与文物、艺术品有关的学术团体经常会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吸引欧美各国的文物保护业者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日本的文物保护界还利用各种基金吸引外国人员赴日学习，同时，他们也不断向海外派遣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对亚非等地国家的文物保护修复事业进行援助，通过上述的活动，日本的文物保护事业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同，并取得了比较高的国际地位。
日本的文物修复工作有着严密而完善的管理机制，文物从所有者（博物馆、个人）手中过渡到修复者手中之前，文物已经有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和照相记录。内容包括了文物的大小、尺寸、质地、损伤状况等一般情况。而在文物进入修复者手中之后，首先修复者会对文物进行详细而周密的调查，其内容不但涉及文物的尺寸、质地等一般状况，还会对文物的微观构造、原有的修复状况加以考察，并作以记录，以便在其后的修复工作中得到相应的信息。在这时的调查中，修复者会对调查的结果分类整理，尽量做到分析结果的数据化和图像化。修复者在必要时还会使用多种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对所要修复的文物、艺术品进行分析检测。其二，在调查工作结束后，修复人员会根据调查的结果提出相应的书面修复方案，这个方案将由修复者、文物所有者、（国宝、重要文化财则还要由文化厅官员）进行评议，修改，最终确定实施方案。其三，在文物修复方案确定后，开始对文物进行修复工作。在对文物进行修复的同时，建立文物修复日志，修复者会通过文字和图像记录每一日对文物进行修复的情况，同时在文物修复工程中保存与文物有关的一切资料和信息。其四，在修复完成后，修复者会将前期调查报告、修复方案、修复日志加以合并整理，写成修复报告书，在提交给文物所有者的同时，为修复过的文物建立档案，以便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和再修复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在日本，文物修复业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古书画修复工作为例，技术者们现在仍然使用传统的手工纸作为书画文献等艺术品修复的材料，同时利用传统的方法制作浆糊，修理画心、染色托纸、装潢制轴。在修复的各个环节中，修复者们严格地按照古来已有的方式方法对古书画进行修复，不敢有丝毫越界之举。但是，在对修复对象的前期调查工作中，修复者会使用各种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了解文物的质地、结构，以前的修复情况，尽可能多地获取与修复对象有关的资料信息。例如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就曾通过便携式Ｘ——荧光分析装置对德川博物馆所藏《源氏物语绘卷》的色彩进行了无损分析，从中得到了当时使用颜料的相关信息，这将对今后《源氏物语绘卷》修理工作中的色彩加固、画心的揭取修复以及补彩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日本的古书画修复工作者还曾经使用红外线摄影来观察绘画表面的色彩缺失和色彩叠压部分，通过Ｘ线-摄影来确定所要修理绘画原有的确实部位和原有修补材料的尺寸，而通过显微摄影则可以清楚地拍摄并分辨所要修复的古书画所用纸张、画绢的纤维组成与结构，从而可以按原有古书画的材料复制相应的修补材料，这样可以使文物、艺术品的修补材料与文物质地基本保持一致。为了了解古代文物、艺术品使用材料的微观形态，日本修复保护工作者有时会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样品进行观察。而在古书画修复的实际工作中，小角度光源的使用使修复人员可以清晰地发现古书画上原有的伤痕，这就为修理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日本人还首先使用伽玛射线对古书画的修补绢进行高能辐射，从而加速其老化程度，并且通过调节照射时间调整人工老化修补绢的强度。此外，在日本，各类化学纤维纸、无纺布也被广泛应用于古书画修复的各个环节之中，拓宽了修复材料的领域，为整个修复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日本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重视对本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在日本的很多公演会、学术报告会及有关的书籍上都可以听到和看到日本学者对文物修复业者的职业伦理进行讨论的话题和文章。这足以说明日本对文物修复者职业伦理建设的重视。在东京文化财研究所三浦定俊先生所撰写的《修理技术者的职业与伦理》一文中，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对文物保护修复者的职业伦理进行阐述，他以大学病院的医职人员为例，通过他们对病人的关爱，对学术、医术的追求，对自身责任的重视，对本职工作的尊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作为医职人员所要具备的职业伦理。最后，通过与医职人员的职业伦理观进行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文物修理技术者所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那就是：①在努力学习知识与技术的同时，尽可能为文物保护修复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自身研修）；②始终保持良好的职业修养和高尚的人格、认识自身从事职业的尊严和责任（责任感）；③对文物原貌的尊重，对于修复工作的内容和其他相关事项要向文物的所有者进行充分的说明，努力赢得社会信赖（对文物真实性的尊重）；④修复者之间的相互尊重，通过协作完成修复工作（同业者之间的合作）；⑤对于文物公共性的重视，为保护文物遵守相关法律规范（文物的公共性意识）；⑥遵守业务中的保密义务（保密义务）。以上几点，明确地指出了文物保护修复者所应具备的职业伦理，对文物保护修复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实际工作中，日本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对于修复工作是十分谨慎、一丝不苟的。而对于文物保存修复的新从业人员，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新从业者每年要将自己掌握的知识或是心得体会在小型讨论会上发表，通过这样的发表，使新从业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多地认识，促进新人职业伦理观的养成，同时还为文物的安全修复做了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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