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修复技术，从多学科、多角度开展教学，配合紧密、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细节丰富，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培训教学的专家学者，不仅有丰富的工作实践和很高的理论水平，对于培训教学也有相当的经验。比如在培训过程中，课堂教学利用多媒体幻灯，采用了大量的实例图片来说明问题，使理论变得具象和直观，令学员们颇感生动有趣。更多的情况是教员们善于转变课堂角色，将教学变成交流，能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使学员们主动参与培训，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信息。
而学员们则来自全国各地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线，有一些直接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学习和了解相关的知识。此次培训的内容正是从当今国际上成熟的文物保护修复理论讲起，包含很多学科的知识和详细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方法，针对学员们的需要，所以学员们学习颇为积极，甚至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不仅如此，学员们就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展开交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尤其是在实验室修复文物的过程中，对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究竟该如何分析文物的病害、如何进行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学员和教师进行了更为热烈和细致的讨论，在讨论中不断学习和交流，逐渐形成科学的认识。教师们亦非常乐于和同学们就具体问题展开交流，提问和回答在教、学双方成为交互的方式，大大促进了教学的进展。
培训中心多次组织调查实习和讨论。在调查实习过程中，教师并不总是对具体问题直接进行解释，往往是引导学员自己进行考虑和分析，再一起进行讨论。这样不仅使学员学到了东西，还培养了学员独立思考、综合运用的能力。在讨论课上，师生之间直接进行交流，甚至变换位置，由学员自己讲述，培训后期的学习总结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正是由于教师们的谆谆教导和学员们的积极参与，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和积极配合，培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圆满实现培训目标，教师和学员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有人的努力集中在一起，必将结出硕果。
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与一场灿烂的盛宴相逢，但是我们却因为参加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有幸与几十名中意两国的优秀教员相聚。当紧张充实的四个月北京阶段的学习结束时，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给予了我们值得一生珍藏的尊重与感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意双方老师虽然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语言等等差别，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积蓄的丰富学识和宝贵经验传授给每一位学员。而我们就在他们的博大精深、宽厚睿智中解决了疑惑、加深了思考，在向他们虚心求教的过程中成长了自己。
我们无法忘记在这次培训中奉献最多的ＭＩＣＨＥＬＩ老师、詹长法老师，这对黄金搭档合作默契，一同教授修复理论时眼睛中有着一样的光彩。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每一位学员，伴随他们的却常常是熬红的双眼和充饥的泡面。
来自意方的２５名教员都是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家，克服了种种生活上的不便，为我们带来一堂堂精彩的课程。
最具绅士风度的是ＬＯＭＢＡＲＤＩ老师，年近７０的老教授在短短２个月的时间中给大家上了８０多个课时的课程，原本冰冷的岩石经过老教授的讲授，在我们眼中变得精彩纷呈。老教授的为人像他的治学一样严谨，教员签到表他一定是在下课以后才签，他最后一节课的最后一张幻灯中的鲜花，会一直鲜艳地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最幽默的老师是ＭＯＲＩＣＨＩ老师，这个带着眼镜个子不高的老师，能把枯燥的测绘课变得笑声满堂，让学员在轻松中体味了学习的快乐，他早年的测绘手稿让我们仰慕不已，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成为像他一样“既能测又能绘还能教”的老师。
最倔强的是ＧＡＺＺＯＬＡ老师，这个建筑类型学的研究专家对于中国的古建筑有着深深的热爱，所以在讲授中国建筑史的过程中与学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大家在争论中也有过不愉快，但是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大家和这个有些古怪的老头成为了好朋友。
最让我们牵挂的是ＶＡＫＡＬＩＳｌ老师，他因为亲人的突然病故，满怀伤感地回国了，匆匆中我们来不及告别。但是他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说的话至今记忆犹新：“中国真的是个伟大的国家，我来到这里大家都那么友好，我喜欢你们的国家，还喜欢吃中国餐……”他总是伴着音乐工作到很晚，丰富的幻灯资料使我们受益无穷，我们衷心希望能够与他再度相逢。
这次为大家授课的１７位中方教员全部是兼职教员，他们在百忙之中专门为此次培训教学抽出时间编写讲义、制作幻灯，他们付出的很多辛苦我们不能看到，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吕舟老师娴熟的讲课技艺和他浑厚的声音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享受，他用自己对于人类文化遗产关注热爱的那种情感，使我们对于建筑史的学习既充满了理性的思辨又充满了感性的情愫。
杨泓老师和韩汝玢老师都是年近７０的老教授，除了他们丰富的学识使我们敬佩不已之外，他们矍铄的精神、充沛的体力，还有像年轻人一样的热情，鼓励了我们所有的学员。
周双林老师是本次教师队伍中最特殊的一位，他曾经是１９９５年西安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的学员，如今已作为一名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课了。他既是大家的老师又是大家的好朋友，无私地把自己悉心收集整理的前沿资料都提供给大家，平时不善言辞的他和大家一起疯玩时也有着别样的天真。
真想把每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治学风范都一一记录下来，可是再精辟的文字、再动听的语言都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感恩的心情，也无法准确刻画每一位老师的精彩，但是我们的心会记住我们一起度过的分分秒秒，一起相聚的点点滴滴，那种金子般珍贵的记忆将与时光一道永恒。
考古陶瓷器的残缺补全
张瑞琴我国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勤劳勇敢的古代先民们生产的陶瓷器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改善生存质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岁月的长河中，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与历史痕迹，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史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但是，由于陶器属于多孔结构器物的特质而形成的易吸水、易碎的弱点，经过岁月流逝，历史变迁，使这些饱含历史信息的文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出土器物大多破碎、残缺，可读性受到破坏。因此，要准确再现历史真实，做好考古陶瓷器的残缺补全工作显得极为重要。
就残缺补全而言，首先，是对历史的一种复原，是为了更好地保留和延续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其次，为了文物外观形象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可让器物结构处于稳定状态，并且更具美学欣赏性；第三，补全的过程本身也是对过去制作工艺的一种补充。这个过程可以为研究不同时期的制作工艺特点、审美观点、器物的历史价值等提供大量的科学资料与信息。
在进行补全时，应该针对不同的器物种类及不同的损害状况与补全目的，采取不同的补全修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由修复者自己决定。因为，这个过程不能用一种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按照固定的方法进行，不能套用于所有文物。一定要针对不同的残缺状态，对症下药。但修复者必须要客观、准确地认识 每件文物的整体形态和残缺部分的状态，必须是尊重历史与符合美学要求的，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像，进行推断性、假设性的补全，应该遵循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美感相结合、最小干预、可辨识性、可逆性、兼容性、安全耐久性原则。
通过这段时间在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的学习，使我深刻认识到，文物保护修复是历史、哲学、美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学科密切相关联的综合性的学科，只有多学科间的密切参与配合，才能保证我们对文物的干预是科学的、尊重历史与美学的。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按照以上原则补全的文物与目前我国许多博物馆内陈列展出的补全过的文物相比较，在补全的程度、材料的选择、处理的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进而在文物残缺补全后，对历史的尊重程度，外观的美学欣赏，对后人理解器物的影响等几方面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认为，意大利修复中的许多做法对我国的修复理念有许多借鉴之处，我们应该将其一些科学、正确的理念吸收融为适合我国文物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就事论事，取长补短，不死搬硬套，这样才能推动我国文保事业的迅速发展。
洛阳山陕会馆现状勘察
肖 东５月８日至２６日，中意合作文物保护培训班中的遗址保护与修复规划班学员在中意双方教师的指导下，按计划对河南省洛阳市山陕会馆局部建筑群进行了现场勘察勘测和绘图研讨工作。
洛阳山陕会馆位于洛阳市老城南关，始创于清康熙年间（１７１１），系当时山西、陕西两地巨商大贾筹资修建，用于他们聚会经商、传递信息和物资集散。现存主要建筑有本次勘察勘测的山门、舞楼、东西穿房、可谓豫西地区目前保存所仅有的盘龙琉璃照壁以及近期已进行不同程度修整的东西木构牌楼式仪门、东西廊房、东西配房、东西配殿、拜殿和大殿等。馆址占地面积５０００余平方米，１９８６年被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山陕会馆的主体建筑及整体格局基本完好，在建筑设计和风格上颇具独到之处，是中原地区保存较完整的清代早期建筑群之一。它对于研究明、清时期洛阳的商贸、交通和人文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作为文物又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本次洛阳山陕会馆局部建筑群的保护修缮要充分体现中意合作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操作规程。为此，中意双方的专家及全体学员会同山陕会馆负责人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较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它是在共同遵守国际文物保护准则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和意大利较完善的可以借鉴的文物保护经验，对保护工作的前期准备、日程安排、现场采样、诊断分析、工地组织、设备装置、安全保障以及成果展示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研讨与制定。这些文物保护理念和操作规程需要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中逐渐领会并应用于今后每位学员所从事的具体文物保护对象之中。
洛阳山陕会馆自１９９７年开始进行全面修整，中意合作的保护修缮工作既是其中的一部分接续工作，又是中意合作文物保护培训班中遗址保护与修复规划班的一个教学内容，也可谓中外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先导形式。同时，本次现场及内业的勘察勘测和绘图研讨工作仅仅是中意合作文物保护培训班中遗址保护与修复规划班实例教学的第一阶段，是为今年８月至１１月的第二阶段现场操作做好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的。
在中意双方专家的指导下，在全体学员的通力协作下，我们已经按计划初步完成了《中意合作·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洛阳山陕会馆局部建筑群保护修缮现状勘测》文本。其中包括对洛阳山陕会馆的历史沿革、文物价值、类型比较、修缮说明、病变描述、诊断分析、修缮方法、保证措施等较为详尽的文字描述和大量的检测数据与图解图表以及百余张计算机绘制的现状勘察勘测图，并附有若干现状残损病变照片，为下个阶段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修缮文物的质量保证创造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也是中意合作文物保护培训工作届时能够圆满结束的体现。
现代修复理念与传统修复技术融合
马艺蓉在文保修复领域，如何借鉴现代修复理念，利用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同时发扬我国传统修复技术的成熟道路？是我们四个月培训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众所周知，传统修复技术，起源于历代先民对古老艺术品的审美、收藏和保值的需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修缮行业的大发展期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艺术品市场急剧扩大的十七世纪。面对古董商人和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传统修复工匠的身分与工艺精湛的作伪者合而为一。社会审美的需求造就了以恢复文物完整性和美感为目的的修复理念。对于传统工匠而言，无论多么残破的文物，修复后能达到“浑然一体，补处莫分”的效果是他们一生技艺追求的最高境界。
现代修复理念，正是在对传统修复行为和观念的不断认识、实践和批判中完善起来的。１９６３年，罗马中央修复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切萨莱·布兰迪集三十年文保修复的心得体验出版的《修复理论》一书，是对十九世纪以来影响欧洲的“风格修复”派、“文献修复”派和“科学修复”派理论的总结和思辨。他以哲学的思考，最终否定了以社会审美取向和修复师个人行为为主导的修复思想。确定了“艺术品”不仅包含美学价值，同时还具有不可再造的物质性和历史信息的载体三个层面上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包括最小干预原则、兼容性原则、可逆性原则和可辨识原则在内的诸多修复原则。这些观念的系统提出，使近五十年来意大利等国的修复界和社会评论界把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放在了对艺术品历史信息的收集，对艺术品物质面的科学分析，和对残缺艺术品补全程度的美学把握上。
１９６４年，一个受到国际普遍公认的准则——《威尼斯宪章》发布了：它提出修复中的任何修补、增加、替换部分都应与原物有明显的区别，并且控制在最低限度的原则，应用于古迹保护的结果是“整旧如故”，即：遗址和遗物的外貌基本不变，必要的修复和维护毫无遮掩，一目了然。
我国传统修复思想与这些现代公认的修复理念的差异正在于此，由于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的不同，传统修复界对“可辨识”修复原则不易接受，认为即使不能整旧如新，也应该整旧如旧，否则像什么样？而观众也认为修补得完美一点看起来更舒服，这其实还是受古董买卖行修复需求的误导所致。这样的修复行为是以破坏文物的历史真实性为代价，以求符合一部分人的社会审美需求，直接的结果是制造假文物，真赝品。
１９９７年西安文保修复中心和意大利合作对周原出土戈父己鼎的修复，是将传统修复与现代理念相融合的一次全新尝试。它的修复过程没有采用会对器身造成损害的矫形、焊接工艺，而选择以中国传统的浇注技术，按照器身形状制作不带任何纹饰的青铜鼎型件，然后用卡子将残片镶嵌在鼎型件上的修复方案。修复后的大鼎在视觉上浑成一体，同时又让观众对修复部位一目了然。修复中未经任何矫形，没有改变残片的形状和金相结构，尽可能多的保留了它自身的历史信息和原真性。更为成功的是，仅用鼎型件和卡子固定残片，有利于今后采用更为科学先进的方法进行可逆性修复的实施。这次尝试证明，中国传统修复技术，完全可以在借鉴现代修复理念的同时，保留和发扬自身的特点和工艺技术。
我国传统修复是相当成熟和精湛的手工艺技术，它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发展而来，积累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我国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对传统材料的研究也一直处在初期阶段。通过对西方修复史和现代修复理念的学习，我们认识到，传统修复本身就是一种无形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像保护文物一样重视并使之传扬下去，否则就会失之扼腕。实践证明，不注意保留和发扬传统会造成修复领域新的误区。
中意文物修复理念的碰撞
杨文宗 何 晓中国、意大利，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同样有着悠久灿烂的人类文明史，同样拥有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迹及遗物。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文物的寿命，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各国的文物修复及保护活动在形成和发展之初，都是基于对古董买卖及收藏的需要。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在不断实践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点的修复工艺，修复理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通过此次中意文物保护培训班的学习，则让我们对两国文物修复理念之间的异同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意大利可以说是最早将文物保护修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国家，早在上世纪之初就在布兰迪的倡导下成立了针对文物保护的修复研究所及修复实验室，并成立了专门培养修复师的学校。而著名的布兰迪修复理论奠定了意大利修复原则的基础并成为以后世界各国在文物修复领域的指导性理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强调修复应考虑文物历史和审美的双重价值。他们认为所有的古代文化遗存都应被视为艺术品，这一认识高度必然会影响修复的程度及效果。布兰迪修复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预防性修复”原则他认为修复所用的材料应是可逆的且修复的过程也应是可逆的，应尽力避免“真正的修复”，因为在目前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人为干预的方式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留余地的“真正的修复”会对文物带来损害。
“整旧如旧”是我国古建学家梁思成先生早年针对古建保护提出的言简意赅的维修要求，它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文物保护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一原则一直沿用至今。目前国内文物保护所遵循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基本原则也是由此发展而来，但显得过于笼统而难于掌握。
中意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异同体现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例如在青铜器的清洗中对铜锈的处理，国内传统的观念认为：青铜器表面色彩斑斓的矿化物正是历史遗存的见证，更体现了文物厚重的沧桑感，因此对不会继续腐蚀青铜表面的铜锈尽量不作处理而加以保留。这一做法与意大利的修复准则正是不谋而合。而在“补全”的问题上，国内以往的做法通常是将补的部分以精湛的作旧技术处理得和原物难以分辨，这样往往就会造成布兰迪所说的“历史的赝品”。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有着明确而具体的“可辨识”原则：补全的部分外观应与原物相似但可以识别，就是远看一样，近观有别。
在中国传统的修复当中，一般不会对修复的过程作详细记录，而更注重修复后的效果；更缺乏对文物各方面性状的科学检测分析，更多的是凭修复者本人的主观理解和经验，加之缺乏明晰统一的修复标准，就难免造成对文物结构、材料的破坏和原有历史信息的改变。根据意大利的修复理念，修复是对文物各种价值再认识的过程，修复学是多学科综合作用的科学。因此在修复的过程中要求首先对文物的材料构成、理化性质、劣变原因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作科学的定量定性检测分析，对症下药，以制定合理的保护计划。对文物的材质、性状、损坏的状况、修复的程序以及修复所用的材料等要求作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文字资料、图表、照片等，以保留真实的历史信息，便于今后的日常维护或进一步修复，给以后的保护研究提供完备的资料。
文物保护学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完善，传统的修复观念中存在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在吸收、借鉴传统的修复技术的同时，对文物材料定性定量的检测分析及相关环境的研究工作还有待深入广泛地开展。意大利的修复理念及涉及各个方面的详尽细致的保护原则值得我们更多的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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