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准的前剂量方法（也就是前剂量中的线性法）测定瓷器年代，已在１９８３年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研究室的Ｄ．Ｓｔｏｎｅｈａｍ试验过，但是结果不很理想，能够测定年代的比例只有５７％。为了提高瓷器年代的可测性，我们对瓷器的热释光灵敏度Ｓ和辐照剂量Ｄ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古瓷器的Ｓ和Ｄ在辐照剂量在几个Ｇｙ（辐照剂量单位Ｇｒａｙ缩写）之前就出现了次线性关系，即使Ｓ～Ｄ曲线在起始阶段有线性或近似线性部分，范围也相当小，只有在Ｄ小于Ｂ（指数函数的一个参数）的百分之一时才可以近似的当作直线，这个范围只相当于年代为距今零年到距今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不能用来测定古瓷器的年代。为此，我们专门研究了古瓷器Ｓ和Ｄ的次线性区到饱和区的关系。当我们对一个瓷器样品按“加实验室β标定剂量→测量辐照熄灭灵敏度→热激活→测量激活灵敏度”的顺序反复循环测量时，出现了瓷器的“热激活”和“辐照熄灭”的特性，得到了每一个瓷器样品的“热激活灵敏度曲线”和“辐照熄灭灵敏度曲线”。通过数学推导，证明了只要这两条曲线的灵敏度Ｓ和剂量Ｄ是指数函数，则前后两个灵敏度的变化△Ｓ与前一个的灵敏度Ｓ一定是线性函数的定律。利用这一个定律，可以将Ｓ与Ｄ的指数函数转换成线性函数。由于灵敏度变化的线性拟合非常方便，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拟合，得到指数函数的两个参数——饱和灵敏度Ｓ∞和常数Ｂ。于是这件瓷器的古剂量Ｐ就可以从下面这个公式得到： Ｐ ＝ － Ｂ ｌｎ １－－β′。这就是计算瓷器古剂量的一个著名公式，其中Ｓ０为样品原始灵敏度，ＳＮ为样品自然辐照累积剂量的灵敏度，β′为实验室９０Ｓｒ源辐照的β剂量。古剂量公式的推导成功，为瓷器热释光年代测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技术改进为提高测量的准
确度和精确度创造了条件
瓷器的前剂量灵敏度主要是测量瓷器中石英１１０°Ｃ的热释光峰强度，但是不是所有的古瓷器中的石英含量都非常高，所以有不少古瓷器的前剂量灵敏度很低，这样测到的年代误差就很大。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度，我们对国际上流行的技术参数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将试验剂量提高１０倍，再将标定剂量提高数倍。试验剂量的增加，使１１０°Ｃ的热释光峰灵敏度大幅度上升，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标定剂量加大，使各条曲线的分辨率增加，提高了测量的精确度。这两个参数的改进，使瓷器古剂量测定的准确性得到了可靠的保证。这一改进的关键是这样大的试验剂量必须从最后得到的古剂量中将其减去才不会影响年代测定的准确度。
技术改进的成功之处是我们创造了“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测量古剂量的方法。熄灭法中的△Ｓ是从辐照熄灭灵敏度上升到激活灵敏度的变化，即从熄灭状态经过热激发跳到激活状态之间的灵敏度差，所以△Ｓｉ ＝ Ｓｉ＋１－Ｓｉ↓（“↓”表示熄灭，即灵敏度下降）。而激活法中的△Ｓ是前后两次激活灵敏度的变化，即后一次灵敏度与前一次灵敏度之差，所以△Ｓｉ ＝ Ｓｉ＋１－Ｓｉ。从中可以看出，激活法中的△Ｓ是一个反映加剂量前后Ｌ陷阱空穴表面上增加的数量，为灵敏度的“表观增量”，而熄灭法中的△Ｓ是一个反映Ｒ陷阱跳跃到Ｌ陷阱空穴的实际上增加的数量，为灵敏度的“净增量”。两种方法在测定距今１００—１０００年之间的年代时，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但是在测定高端年龄（大于距今１０００年）时，由于激活法饱和得早，容易出现年代偏老的现象，所以测定高端年龄应该用熄灭法。相反地，熄灭法在测定低端年龄（小于距今１００年）时，也会出现年龄偏老现象，所以测定低端年龄应该用激活法。
这两种方法在测定两个端点年龄时，显示出各自的优缺点，这正好给我们有了区别对待的方法：高端年龄用熄灭法，低端年龄用激活法，补充了用一种方法测定年龄的不足。在具体应用中，每一个样品都应该用熄灭法测定，因为从熄灭法测量得到的数据，既可以用熄灭法计算，又可以用激活法计算。如果用激活法测量，因为激活法不测量熄灭灵敏度，所以就无法用熄灭法计算。
此外，我们还对少数瓷器的灵敏度Ｓ与剂量Ｄ不呈现指数关系的情况作了特殊处理。一个是利用Ｓ与Ｄ的近似线性关系，用线性拟合代替指数拟合；另一个是用Ｂ的平均值法代替拟合法，使少数原来不能用本方法测定年代的瓷器，也可以用特殊方法进行测定，提高了瓷器年代的可测性。
加强实际应用使本项目获得了
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在实际应用上化了很大的工夫。近几年来，我们用本方法为上海博物馆和海内外收藏机构测定了４００多件瓷器的年代。这些器物年代范围很广，从最早战国时代的原始瓷器到汉、晋、隋、唐、宋、辽、元、明、清和现代瓷器，几乎覆盖了我国整个古代陶瓷历史。测定的器物类型也很多，有瓶、碗、盆、罐、壶、炉和洗等。实际应用结果证明：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的热释光年代，可测率占到被测定瓷器的９５％左右；在真伪鉴定上的正确率达到９５％以上。两个９５％保证了古代瓷器真伪鉴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项成果为真品正名，使赝品显形，获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汪庆正说对待文物的科学保护
管理者要善于提出课题和目标 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项目的专家鉴定会上，记者就陶瓷鉴定的发展及文物的科学保护等采访了陶瓷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汪先生说：
陶瓷鉴定大概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第一阶段主要是目鉴。但是也不完全只是目鉴，比如，老一代鉴定家还要用手去摸它的厚薄、高低。总的来说，在第一阶段是“望气”，主要是看陶瓷器的造型、图案、花纹、颜色等，并以此进行排比分析，作出鉴别。最早的鉴定家是一些从事买卖的古董商。他们在其所经手的东西里（真的、假的），得出一个感性的知识。这一些鉴定家往往可以鉴定真假，却说不出一个道道来，遇到没有看过的东西就傻眼了，因为他们凭借的多是感性经验。比我老两代的人属于这一阶段。
从仅仅器物的排比鉴定进入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的铸造工艺的不同结合起来，这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陈万里他们那一代，是比我老一代的人。这一代人除了看器物的造型、图案、花纹、颜色等以外，还从铸造工艺上鉴别。他们开始跑窑口、调查窑址，研究每一个不同的窑址、不同的时期的烧造特点，这件东西是怎么烧造的？这一阶段当然进一步了。这时的鉴定家包括陈万里先生在内，跑了窑址，调查清楚各个窑口的铸造工艺，懂得为什么做；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铸造方法，不同的窑口铸造工艺不一样。因而，他们可以说清楚道理，即便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器物，也能从工艺上判别出这是什么时代的，出自哪一个窑口。
将排比（这是进一步鉴定的基础，是不能丢的）与不同时代、不同窑口铸造工艺结合起来，是第二阶段达到的水平。这已经不错了。而第三阶段，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阶段，则将排比目测跟铸造工艺的比较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的测试方法，使鉴定的科学性进一步提高。
鉴定是研究中国陶瓷最起码的基础，它不是研究中国陶瓷的目的，而是一个手段。研究陶瓷首先必须知道研究对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什么时代的，把它鉴定出来，然后去研究。如果拿一件假的来研究中国陶瓷，那就完了。研究陶瓷有五个方法：第一是收集、整理已有的著作和记载，第二进行陶瓷考古，第三是科学测定，第四是模拟试验，第五是民俗学的调查。这五个缺一不可。热释光测定就是这五个方法中科学测定里的一个方法。科学测定很多，热释光是其中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上海博物馆的热释光研究起步很早，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的，但过去只能做陶器，后来馆领导提出用热释光测定瓷器真伪的研究方向。
做陶瓷研究很难，搞文物鉴定更难。单纯靠自然科学而离开人的作用是不可能的，那是说胡话。管理者要善于提出研究目标，科研项目，要从头做到底，不能狗熊掰棒子，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不能一个项目下来后大家一哄而上。这样对自然科学绝对是不利的。自然科学的事情要由自然科学的规律来管理、来对待，绝对不能急功近利。假如我们要求一个课题三年完成，很可能它一年完成，很可能十年也完不成。对科学家也不能说你一年要写几篇论文，两年要出一个什么先进。这种观念是不行的，那不是对科学的管理，那是经济管理，一年要赚多少钱那可以，而对自然科学不行。上海博物馆对自然科学不是这样要求的，如王维达的热释光断代鉴定技术研究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三四年内就做一个项目，他也耐得住寂寞，而前剂量法则是１９９５年开始的，到完成花了八年时间。所以，管理者对于从事文物保护的自然科学者要善于提出保护的课题和目标。提出课题实际上就是进步，就怕什么也提不出来。例如，热释光技术已经可以仿造。所以，上博要求王维达他们进行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怎么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定性分析复制品。如果某件器物是复制的，科学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如果它没有复制，科学上又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数据。也许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完成的，但提出一个目标，科学总是会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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