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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长城是为防止盐-而修筑的吗?

    术界绝少以《轻重丁篇》的这两句话为依据,将长城始筑年代确定在桓公时期,更遑论桓公元年了。因此,西段长城始建于齐桓公元年,止于齐灵公二十七年,并非“大致是当前历史学家们的共识”。

    开篇之后,国先生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齐长城之肇建并非出于战争目的。”理由主要是:“春秋时期的齐、楚并不是以齐长城分界,中间尚隔了鲁、卫、邹、滕、宋诸国,则齐长城非为‘备楚’而设显而易见”;战国后期,“直到鲁、宋诸国领土分割完毕,齐国才与楚国接壤,但两国之界限并不在齐长城,而在宋、鲁故地,呈犬牙交错之势。可见齐长城并不具备如《齐记》所说的‘备楚’的战略意义。”

    齐长城于春秋时期非为备楚而设,但并不等于不是为备他国而设。事实上,春秋中后期,鲁、莒二国,初则屡屡援引晋国,继则分别投靠吴、越,来对付齐国。莒亡于齐抑或楚,学界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莒亡之后不久,具体说齐大败楚于徐州,齐、楚就已连土接壤。是在齐威王时期,又怎能说“直到鲁、宋诸国领土分割完毕,齐国才与楚国接壤”呢?另外,国先生认为齐、楚既然交界线不在长城一线,那么,齐长城就不具备“备楚”的战略意义。在此,我想国先生可能疏忽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国之战略防御线同国境线往往不是重合的,而是相隔相当距离的。齐长城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南部边界关塞夯土长城(即巨防)的基础上,于战国威、宣时代陆续修筑而成,连为一体。然而诚如上文所论,随着齐国对外疆域的开拓,边境线南移,长城以南又陆续出现几条防御线,但齐国最后的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国防线,却始终在长城一线。也正因为长城防线以南又有数道防御线,所以发生在长城一线的战事仿佛并不很多,于是就给人造成长城并非为战争防御而建的错觉。

    在此基础上,国先生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观点:“齐长城初建之目的——防止盐-”。为着证实这一观点,又在长城肇建之背景方面提出三个观点做铺垫:其一,举出《管子》“轻重”诸篇的几段资料,用以证明管桓时代齐国就已实行政府垄断盐业的富国政策。其二,“其他各国都不产盐,即便产盐,也是少量的”,故而“天下都吃齐国盐”。不仅“梁、赵、宋、卫、濮阳”等中原诸侯国和地区,即便“泰沂山脉之南的鲁、邹、莒、郯、滕诸国也有滨海(黄海)之地,但并不产盐”,原因在于“所谓‘海盐’并非直接煮海水而成,而是煮盐卤而成”,“山东南部黄海岸多是岩石或沙滩海岸,地下并无盐卤,因此也就并不产盐”。其三,根据《孟子·公孙丑上》“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滕文公上》“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的记载,证明齐长城的诸多关口皆为征税而设。

    以上三个具有铺垫意义的观点之能否成立,很值得怀疑。其一,且不说成书于战国甚至更晚些时候的《管子》“轻重”诸篇中的有关盐业的文字不足以反映桓公时期的盐业的真实情况,即便单纯从文字上看,也难说齐桓公实行的是类同后世那样的国家垄断盐业的政策。曾仰丰先生《中国盐政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说:“春秋时,管仲相齐,以孟春既至,农事且起,令北海之众,毋得聚庸煮盐,论者谓后世禁私,即始于此。然考当时立法之旨,一在于注重农事,一在于限制盐产,非专以防私也。自汉时有官与牢盆之说,私盐之禁始著。”其二,齐国固然在盐业生产方面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但他国仍有一定的盐业资源,比如三晋地区的池盐、巴蜀地区的井盐就很有名。另外,据研究,煮盐卤成盐的方法,亦即煎盐法,迟至战国末期始才发明(张秉伦、戴吾三《齐国科技史》,齐鲁书社1997版第316页),因此似乎不能因为黄海沿岸地貌特点断定鲁、邹、莒、郯、滕诸国食盐完全仰赖自齐国进口。而事实上,战国时期,楚人争“东国”(寿春以东滨海地区),就有争夺黄海盐业资源的目的。其三,齐自太公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似乎已意味着实行鱼盐出口不征关税或少征关税的政策。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管桓时代的齐国,的确是实行“关讥而不征”的政策了,此乃《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等典籍篇章所载有明文的,因为在食盐销售方面,政府实行“寓税于价”的办法,是不需要征关税而获利的。

    正由于国先生以上的有关齐长城肇建背景的三个观点难以成立,所以,其“齐长城初建之目的——防止盐-”的结论也是难以成立的。

    国先生推测齐桓公及其以后时代,齐长城对于防止-盐而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说:私盐贩子“身背一口袋盐要翻越长城是不可能的,走关口则必须向官府交税,而关税又可能使得出口的民盐无利可图,民盐只得卖给官府。不甘就范者谋求-,盐-的行为在西段长城下受阻而转向东,齐长城也就由西向东延伸。”

    齐国政府为阻止民盐越境,不惜劳民伤财而起筑长城巨防,此说本身就很难令人接受。退一步说,齐长城既然为防止民间自北向南越境贩盐而建,那么其建制特点理应是守南御北。而事实上,无论泰沂山区的长城岭,抑或胶南高地的长城岭,岭上长城一律建于岭脊区外侧(南侧)缘边一线,许多地段只有外墙而无内墙,自城墙上向下俯视,颇有高屋建瓴之势,因此从建制上看,显然是为了有效抵御南来的敌人,而非北来的盐贩。另外,诚如国先生所言,西线输出食盐主要靠河济水稻,那么济水之上设一水门即可阻止私盐贩运,又何必早于东线修筑长城?可见国先生对于“齐长城由西向东延伸”的解释也是难以站住脚的。

    要之,国先生有关齐长城肇建的背景和目的的基本论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又由于国先生论文刊登在权威杂志上,数年来影响颇大,故而不揣浅陋,将自己的不同意见谈出,就正于国先生及学界前辈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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