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作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工作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之前，地方政府曾就该遗址的保护利用有过一段酝酿过程，主要是从结合文化旅游年开展活动而考虑的。保护和利用两者的关系不可偏废。保护是基础、是根本，这是我们都必须把握的。在操作的时候，遗址附近的山水地貌等周边环境要考虑，而与码头遗址相关联的河道、河堤及运河开通前后的居住遗迹更是重点。这里面有个有水保护和无水保护的问题。我赞成后者，即用棚架将这些遗迹全部覆盖起来，封闭保护。

有人借鉴赵州桥的形式，提出在柳孜码头前的河道里蓄水，一可复原它的原生环境，二可结合旅游，设运河泛舟这一游览项目。我以为这种方法不妥。理由有二：一是柳孜地区地处北方，周边多为季节性河流，水源不足，引水和汲水的办法均不可取；二是柳孜码头遗址和赵州桥的情况不一样。赵州桥是一处古建，并不包括它周边的河道、河堤。换言之，赵州桥重点保护的是桥。桥是这处遗存的本体，它是不怕水的。而柳孜码头则包括南北堤、河道，这些内容共同组成了一处古代建筑遗存，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土质的河堤，是不能用水浸泡的。淤塞的河床则提供了运河形成以来，历次黄水泛滥和文化层堆积的信息，也是不能浸泡的。这不利于观瞻和研究。因此，有水保护的方法不妥。

无水保护即全封闭保护。二次发掘将码头周围全揭露出来后，视展示需要再清理出三、五百米河道，然后将这所有的内容用棚架全部覆盖，周围用围墙封闭，围墙外设排水设施，以保障河道内不会有太多的积水。河堤及切面要设法加固，既便于观瞻、研究，又可防止其风化脱落或塌方。

运河考古课题是年轻的，也是充满活力的。若以柳孜码头这段运河已做的工作为切入点而深入下去，建一个运河研究基地或中心，把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是可行的，通过努力也是可以办得到的。通过第一次发掘，初步掌握了诸如运河的南堤，隋唐宋之间的河道移位、变迁，木质构筑物与石筑台体的关系，石筑台体与古船的叠压关系，石质台体的体量及砌法，河槽的基本深度及大量唐宋时期瓷器标本等货物在柳孜的集散等历史文化信息，这几乎囊括了除桥梁以外，运河应该涵盖的基本内容。那么，通过第二次发掘又将取得更多新的文化信息。因此，对遗址展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是乐观的、充满自信的。

遗迹展示应该是遗址博物馆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把各方面的遗迹连缀成一个整体，将河道渐拓至五百米的长度，可从宏观上集中展示运河的体量，两端保留两个大的切面，把隋唐宋三代河槽的设置，河道的移位变迁、文化层及包含物解剖开来，让人们从微观上了解历次黄水泛滥情况、文化层堆积情况，以供从事农业、水利、土壤、交通等行业的专家学者参观研究。在切面处设上下循环通道，可谓上下千余年，层层清晰，历历在目。之后，再进入附近的出土文物陈列馆。

出土文物，特别是有特点、大量集中出土的文物展示更是遗址展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发掘集中出土了八艘形制各异的唐代木船和大量各时代、各窑口的瓷器标本。二次发掘后，还会继续出土古船、瓷器标本及其他文物。这些文物，不仅是唐宋瓷器和古代船舶的集中展示，也可以说明隋唐宋三代这条人工运河以及柳孜这处重镇，货物吞吐量之大、交通运输之繁忙，商品经济之发达等文化经济信息，证明这条人工运河及柳孜镇在历史上曾对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距全封闭的遗址馆适当的距离，可建一出土文物陈列馆。陈列馆分三大部分：瓷器馆、船舶馆、录像资料馆。录像放映不仅可放映遗址发掘的全过程，还可演示作为我国瓷器制作鼎盛时期的唐宋两代陶瓷器的制作过程。这样，出土文物陈列馆和遗址馆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可以充分展示这处古代遗存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