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廊模式。房屋排列规整，秩序中富有变化。村落的空间形态和安全防卫的功能是研究移民与新建成环境之间的重要实例，在历史方面有助于理解宋末朝政灭亡后一段历史，以补正史之不足。
广裕祠堂建筑共三进，总面宽１３．８０、总进深４ ４．２０米，建筑面积共８ｌ６平方米，占地面积约９９２平方米。坐北向南，主座三进厅堂的中间均为木构架，两旁为山墙承重，屋面素瓦，但屋顶为悬山顶，有北方建筑遗风，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祠堂中具有明显北方风格的一个实例。
广裕祠维修工程是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开始的，主要进行了基础的加固、墙体的修补、排水渠、前埕的修整，红砂岩灰土地面的夯筑等工作，替换了近半数的椽子、瓦当，更换了部分梁、桁条和四根檐柱，以及第二进的六个红砂岩柱础，对中堂进行了落架大修，恢复了大门、二进屏门和后院两侧的厢廊。２００２年２月６日，广裕祠修复工程完成，并通过验收。“从化广裕祠修复”工程研究与设计由陆元鼎教授主持，完成了从化广裕祠的研究报告、维修方案，以及修复施工图的设计。
文物建筑修复不论遵循什么原则，首要的就是保证其结构的安全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先保命，后治病”，一般中国的传统建筑为砖木混合结构，结构的安全性主要从梁柱构架、山墙、基础等方面进行勘测和修缮。广东从化广裕祠的部分构件对结构安全和耐久性造成了影响，而且历史信息辨认困难，这样就要替换新件。第二进六个红砂岩柱础因风化严重，经检测，其荷载承受力不能保证，且形状已不可辨认，维修时采用相同材质（红砂岩），依原样复制、替换，新旧对比强烈，并将原来的柱础置于厢廊便于对照。除了墙体的基础加固外，四周散水和排水沟的修缮也可减少雨水等对基础的侵蚀。
再者把以前历次在修理中所改变的不科学、不历史的和残坏的东西去掉，恢复它本来面目。第三进东侧的墙体留有一个门洞的痕迹，木过梁已经压碎，如果按此位置恢复，则墙上端的受力极不合理，因而决定还是按照旁边（厢廊的位置）现有的门洞位置恢复。这种科学性也是真实性的一个方面。
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都将真实性作为一条基本原则。然而，４０多年了，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和认识却从未统一过，有关它的争论也是时起时伏。
根据１９９４年ＩＣＯＭＯＳ奈良会议的文件精神，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看有关资料来源是否确凿有效，广裕祠共有近六处明确的修建和维修时间记录，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比较罕见。祠堂最早的维修记录中堂（第二进）当心间的大梁梁底阳刻文字：“大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岁次癸丑仲冬吉旦重建。”另外中堂东侧后墙内嵌一碑，曰“重建广裕祠碑记”，表明始建于明宣德年间（１４２６－１４３５），还记述有重建之原委及捐款者姓名，落款为“大明崇祯（１６３９）岁次己卯季夏吉旦重修”。还有第一进前厅正脊下的刻阳文“大清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岁次丁卯季冬谷旦重建”；后堂大梁下刻阳文曰“大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９）岁次丁未季夏庚子吉旦众孙捐金重建”。祖堂后两柱间的枋阴刻“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岁次乙卯吉日柱重为修后座更房之志”。此外，第二进和第三进两侧山墙内面，保留有“文革”时期的标语，亦是特殊社会历史时期的真实记录。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说，在南方的广东这是第一次发现有确切建筑年份的古建筑，是“非常宝贵的建筑标本”，对于研究古代建筑及祠堂文化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广裕祠山墙上文革标语的处理提供了依据。
广裕祠的山墙上可见数处“文革”时期的标语，如何处理是修复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威尼斯宪章》第十一条：“当一座建筑物含有不同时期的重迭作品时，揭示底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被去掉的东西价值甚微，而被显示的东西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或美学价值，并且保存完好足以说明这么做的理由时才能证明其具有正当理由”。同时依据切沙雷·勃兰迪Ｃｅｓａｒｅ Ｂｒａｎｄｉ所谓的“艺术品的历史”的特性，综合文物专家、古建筑保护专家的意见，“评估所涉及的各部分的重要性及决定毁掉什么内容不能仅仅依赖于负责此项工作的个人”，最后确定了局部保留的办法，即选取相对集中和完整的几片进行保留，文字部分原样不动，铲除周围的白灰粉刷，露出清水砖墙。这样保留材料上面的历史印记，对于广裕祠来说则是保证了其从明、清、民国、解放后这样一个完整的时间链。
《威尼斯宪章》和《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Ｔｈｅ Ｎａｒ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中的真实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修复过程中所采用的工艺。
室内红砂岩强夯地面。为了达到与原地面的色泽、质地、强度等性能一致，前期进行了多次红砂岩灰土配比试验。最后灰土配合比采用３７（石灰红砂岩土，体积比），红砂岩土应选用亚粘性。灰土用人工翻拌，不少于三遍，达到均匀，颜色一致，并适当控制含水量，现场以手握成团，两指轻捏即散为宜，一般最优含水量为１４％－１８％。本工程采用蛙式打夯机和人力相结合的方式，分段分层夯筑，夯打一般不少于４遍。每屋虚铺厚度为２００－２５０毫米，夯实后约１００－１５０毫米。
对于柱子，视其劈裂情况分别采用环氧树脂腻子堵抹、木屑、竹片（老材）进行镶嵌等方法。为了防腐和区别于原作，维修时在木构表面涂抹一层桐油（熟桐油），使之露出木头的本色，也与原来的工艺一致。
屋面有较大面积的塌陷，椽子糟朽、劈折得非常厉害，又因为一般情况下，椽子并不具有重要或特别的信息，对房屋的整体风格也并不造成影响。修补时主要是检修屋面，更换损坏的椽子。更换优先采用原来替换下来的材料，不够时才用新材，并在背面作好记号，“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威尼斯宪章》第九条），如更换材料和时间等。
尽管广裕祠修复前进行了详细的测绘、资料查询、寻访调查，对该文物建筑的现状作详实的记录。大门及二进屏门已基本不存，为满足空间序列的完整，根据《威尼斯宪章》第十三条原则，“任何添加均不允许，除非它们不致于贬低该建筑物的有趣部分、传统环境、布局平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考证后，按原样将大门和二进屏门复原，色彩及新旧程度区别明显。但广裕祠还是有部分的做法和具体的装饰图案等（如彩画）已不可考，本着保存现状的想法，采取“无为之治”——不加入主观的臆断，不添加新的信息，这也是我们对真实性原则的一种理解。正如联合国评审团主席恩格尔哈特先生在现场分析的那样，当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保存现状是最好的方式。事实上修复后的面貌也很好地延续了广裕祠的历史沧桑感。
很多人怀疑修复过程中注重真实性，强调新旧对比会影响古建筑的“整体性”。其实整体性更多的体现在整个文化遗产与背景环境之间的联系，主要指文化遗产场所的性质和选址（例如地形、植被、人造物、与其他特征或自然空间的关系），以及它与周围因素关系如何……，以及文化遗产的各种创造因素的归纳综合，这些因素有形式、平面、空间、风格等。所以我们从整体上考虑，主要将广裕祠置于钱岗村——一个杂糅南北建筑风格的移民村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注意悬山屋顶（南方祠堂很少用悬山屋顶）、屋脊曲线、八字形照壁（就目前掌握资料，这在广东地区为孤例）的修缮；祠堂四周的排水沟纳入整个村的排水系统等。
《威尼斯宪章》和《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所规定的一些修复原则确实有更适合西方石头建筑的“嫌疑”。所以我们在修复时遵循真实性原则，也兼顾到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非常强烈的对比可能会影响到传统建筑的意境，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譬如在广裕祠修复时，主要利用旧材料，采用传统工艺和传统施工方法。对于不得不更换的构件，则采用相同的材质，依原样复制，在并新旧对比。对于木构件的替换则保证新旧对比的前提下，对新老构件，涂抹的浓度不一样，替换（或修补）的构件涂抹时参入少许朱红或花粉等，调节色调，“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威尼斯宪章》）。做到新旧构件远看差别不大，近看区别明显。
广裕祠的修复过程可以看作是真实性原则的一次实践，上述对各种修复原则的理解有未尽和欠妥之处，还请切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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