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中国古代的唐三彩窑址分布图

部分长安地区周武初期唐代墓藏中出土的白胎唐三彩俑体格较小，其分析数据与黄冶窑唐三彩胎料成分十分接近，显示他们选用了相似的原料。洛阳同一时期的纪年唐墓中也出土了体格更大、造型精美的唐三彩大俑，特别是武士俑、文吏俑、镇墓兽等。周武时期，武则天长期在洛阳临朝、生活，-、经济中心也向洛阳地区转移，纪年稍晚的洛阳墓葬中大型唐三彩俑的出土数量迅速增多，所以唐三彩俑应当首先是在洛阳地区达到它的第一个兴盛阶段，这些大型唐三彩俑应该在洛阳或黄冶附近选用与黄冶高岭土类似的胎料制作的。在武则天掌权时代，大批的贵族官吏，特别是李姓皇族尽管在洛阳地区为官、生活，但死后基本都要葬于长安地区，为此不少产自洛阳或黄冶的唐三彩就被搬运至长安地区，这一时期长安地区出土的唐三彩属于这种情况的较多。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同时期墓葬中出土唐三彩与黄冶唐三彩胎料成分相似，也佐证了上述观点。

西安西郊老机场窑址出土的少量白胎唐三彩与黄冶或黄堡窑唐三彩胎的成分接近，这与西安西郊老机场窑址附近没有用于制作白胎唐三彩的高岭土矿床的情况相吻合，所以出土的白胎唐三彩所选用的白色高岭土应是从长安地区以外的铜川黄堡窑和巩县黄冶窑附近运来的，黄堡、黄冶、西安西郊老机场这三处窑址可能因此还存在制作工艺和生产上的联系。在武则天统治后期或退位前后，长安重新成为-、经济中心，长安地区陪葬的唐三彩需求大幅度地增长。此外，唐三彩器脱离单纯的冥器用途，逐渐生活化也增加了唐三彩的需求，如建筑材料都开始采用唐三彩的制作工艺。由于原先唐三彩从洛阳运至长安的过程路途较远，而且易碎。为了减少长途的损耗，在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开始出现制作唐三彩的窑场，满足长安地区陪葬的需要。但长安地区无高岭土矿床，因此，长安地区唐三彩窑场使用的白色高岭土开始应当是从外地运输的。西安西郊老机场有少数白胎样品与黄冶或黄堡窑唐三彩胎的成分相似，说明这个窑址可能同时从这两个地区调运过制作白胎唐三彩的高岭土原料，也表明这些窑址间的工艺制作可能存在联系。

长安地区唐代墓葬与西安西郊老机场窑址中都出现的红胎唐三彩经我们检测分析，胎的成分十分接近，说明这些红胎唐三彩应该是长安地区出产。洛阳向长安地区唐三彩窑的成品和原料运输除了路途遥远易损坏和成本高昂之外，数量上依然也不能满足长安地区对唐三彩日见增长的需要。在需求不断增长的状况下，制作匠人将用于粉彩俑的化妆土工艺移植到唐三彩的制作中。尽管纯白胎制作仍被采用，但由于红胎土在长安地区十分易得、廉价，但红胎涂刷化妆土的技术逐渐成为长安地区唐三彩窑较多采用的工艺，这与前述的西安西郊老机场窑址中出土唐三彩胎的分析结果互为佐证。

图2.唐三彩胎元素含量因子分析图

长安的唐三彩窑址更多地带有商业目的，三彩俑和三彩器兼做。它的产品种类更加丰富，造型更为贴近生活。许多唐三彩制作工匠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由洛阳迁移到长安，在他们的影响下制作的产品沿袭洛阳地区的原有风格。由于长安本地也有一定的陶俑制作基础，因此长安地区的唐三彩俑也拥有一些本地域特有的造型和风格，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生活气息浓重的唐三彩器，如房屋、假山等类型。再加上黄冶或洛阳地区出产的唐三彩向两京的源源输入，因而两京地区三彩器既类同又有差别，容易混淆，难以辨识出处的状况。

我们分析的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三彩与黄冶窑址出土唐三彩胎成分十分接近。由于两地唐三彩都以三彩器为主，而且器物类型十分相似，再加上黄冶窑相对于其他窑场距离扬州城更近一些，运输也更方便，因此扬州唐三彩多数应当是由黄冶窑制作。

还需要补充的是巩义黄冶和西安西郊机场唐三彩窑址发掘面积都十分有限，所以目前掌握的样品是否能够完全代表这两个窑址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目前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数量较少，器物类型也无法涵盖唐代墓葬中出土唐三彩的所有类型，因此唐三彩产地方面的研究须配合更多的考古发现，才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综上所述，唐三彩中的精品——唐三彩俑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应的是武则天掌权时期和李唐恢复统治后的盛唐后期。在前一个阶段，唐三彩俑的诞生和大型白胎唐三彩俑的产生和流行成就了唐三彩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时的制作中心在洛阳或黄冶及其周边地区，选用与巩义黄冶白河一带相似的高岭土为制胎原料。第二个阶段时在长安地区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制作中心，这个中心出产大批采用当地黄土原料制胎，再涂刷化妆土、施三彩釉的红胎唐三彩，同时这个地区也伴随有白胎唐三彩的出产，白胎原料来自铜川黄堡和巩义黄冶附近。

利用中子活化分析手段，我们对各地唐三彩窑址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两京地区唐三彩窑场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建立大量唐三彩样品数据库后，我们能够较为准确地推断出部分墓葬和遗址中出土唐三彩的产地出处，为唐史研究者及三彩收藏者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