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学家李泽厚曾以“狞厉之美”来评价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此时，在柔和的灯光的映衬下，这对宝鼎显得神秘、凝重、雄浑而富有质感，那刚健流畅的线条仿佛在眼前游走，凝视之下，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人们围在两只鼎周围，比划指点，赞不绝口，纷纷拍照留念。

这对鼎曾为清光绪朝内军机大臣潘祖荫收藏，被视为潘家“传世之宝”。１９５１年，潘氏后代潘达于将两只鼎捐赠筹建中的上海博物馆，１９５８年，为了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的成立，大盂鼎被从上海博物馆调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这对“兄弟”就天各一方。

今天两只鼎同时出现在上博展厅并不是偶然的。

今年春节，上博得知潘达于先生快满一百岁了，就向其亲属提出要为老人举办百岁寿宴，同时筹划举办一个大克鼎的特展，纪念老人当年的义举。２月中旬，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到上海考查工作，上博有关领导向单局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希望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筹办这件事，单局长听了后很赞同，建议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也“请”回来，与大克鼎放在一起举办一个特展后再送回北京。

１６日，上博副馆长顾祥虞打电话到国家博物馆，表达了这个意思。半小时后，国家博物馆回话说：“我们同意了。”次日，筹展工作立即展开，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办公室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出版大克鼎、大盂鼎的个性化邮票；信息中心负责制作录像；出版部负责编撰、出版特展图录；宣传部负责撰写文章、摄制照片、制作拓片；展览部负责展览的整体设计……博物馆的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

上博的两个副馆长分别于同一天来到北京与国家博物馆洽谈展览的各项具体事宜，并请示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次日，两人就带着与国家博物馆签订的合作协议、大盂鼎的录像、拓片及学术论文赶回了上博。此时，上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两天后，大盂鼎从国家博物馆启运，经武装押运回到上博，与大克鼎团聚了。尽管团聚的时间只有一周，却是两只宝鼎分别近半个世纪后的首次相聚。

特展从策划到开展只用了十二天。

据说，自从大盂鼎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潘达于先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次看到大盂鼎回来了，她高兴地说，“大盂鼎、大克鼎我管了几十年，它们‘兄弟’又分开了这么多年，现在团聚了，他们俩一定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不能忘记的名字

潘达于先生是在开幕式快要结束的时候由家人搀扶着出现的，这位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上穿咖啡色唐装，下着黑色料子裤，脚踏绣花布鞋，面对众多抢镜头的记者，笑得恬淡慈和。与两只大鼎相比，她的身子显得太单薄了，然而这副单薄的身子当年却担负起护宝的重任。

潘达于出生于苏州，原姓丁，１９２３年１８岁时嫁入潘家，结婚刚三个月，丈夫就过世了。次年，祖父也撒手人寰。由于潘家没有子息，潘达于就挑起了家庭的大梁。

潘家收藏颇丰，声名远扬，特别是大克鼎、大盂鼎，早已为人所觊觎。曾有一位外国人提出，以六百两黄金外加洋房作交换，但被潘达于一口回绝了。她谨记先辈立下的“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守护着这对稀世珍宝。

抗战期间，苏州危急，为了确保两鼎安全，潘达于秘密地将两鼎埋藏于宅内石砖下。苏州沦陷后，日本人三番五次来潘宅搜寻未果。后来，潘达于又将两鼎挖出藏于堆放杂物的房内。在人们的传闻中这两只鼎神秘地失踪了，直到１９５１年，潘达于把两只鼎捐赠给筹建中的上海博物馆后，它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几十年来，潘达于一直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

上海博物馆并没有忘记这位捐赠者，长期和她保持着亲友般的关系，隔三差五、逢年过节总要去探望她，并为她解决实际生活困难。“文革”以后，听说老人没有生活来源，上博四处奔走，为老人在文史馆谋得一份工作；看到老人的住房又小又闷，上博为她装上了空调；一次，老人因病住院，上博立即让老人换到最好的外宾单间病房，并支付了八万元的医疗费；两年前，上博又花了七十万为老人在苏州市中心购置了一套三居室住房。这次老人过百岁生日，上博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办。２８日下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上海市委领导也分别到老人家中看望了老人。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顾祥虞说：“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收藏家为之捐赠文物已有８００余人次，馆藏的１２万件文物精品中有十分之一是收藏家捐赠的，他们为博物馆做出了巨大贡献，博物馆不会忘记他们。”

在上海博物馆的一面墙上镌刻着所有为这座博物馆捐赠过文物的收藏家的名字。当然，这其中就有“潘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