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工程。主墙多由土石混合垒筑或以土夯筑，墙上有敌台马面和烽火台。”又说：“金代长城筑城体系比前代更为严密，它将多道壕、墙作重层配置，有利于阻滞蒙古骑兵的进攻”。金界壕还有报警系统，《金史》讲金界壕“营栅相望，烽侯相应”。
由上所述，金界壕，一是战略性的永备防御工程，二是不单单是壕而且有墙，长度达万里以上，墙上有各种战斗设施，敌台马面女墙，还有报警的烽火台，也有屯兵的城堡。不仅有一线防御工程，还有纵深防御工程，金界壕是典型的壕墙相结合的军事防御体系，称得上是长城，也算得上是万里长城。
长城是筑“怨”还是筑“安”
景爱同志在文章中说：“古代修筑长城，不知累死了多少人。可以说长城是用劳动人民血肉和尸骨堆砌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对长城恨之入骨。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即反映了这种心态。”
这段叙述初读起来很动人，但一深想就发现它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它把建筑长城看成是“筑怨”，是劳动人民反暴政的内容，自然也就抹杀了老百姓对保卫国家安全应尽的责任，它把民间故事的抒情演绎简单化地用作理性的历史结论。因此，它当然不可能给人以正确的认识，它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出误区，实际效果却把人引入了误区。
修筑长城是不是属于暴政的内容？从总体说它不属于暴政的范围，它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一项重大措施。１修筑长城与统治阶级修建宫殿、园林、猎场和巨陵大墓等不同。前者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尽管保卫国家安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在客观效果上，同劳动人民和平生产、生活安定达到了历史上的一致。修宫殿、园林、巨陵大墓等都是为了满足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个人享用，二者不能混同。２建立保卫国家的安全设施，过去要搞，现在要搞，将来也必须搞。我们中国有，所有其他国家都有。只要有敌对势力和不安全的因素存在，就必须建立保卫国家的安全设施，只有蠢人才搞不设防的国家。３在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从来都是以局部保全局。这是古今中外的通律，概莫能外。“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辛苦少数人，安全千万家；一家月不圆，换得万家月亮圆。建立保卫国家的安全设施，包括修筑万里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自然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巨大代价，特别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把劳动人民当作牛马役使的情况下，百姓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对许多家破人亡的家庭来说，确实是“筑怨”，但对国家来说，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则是“筑安”。
“筑怨”和“筑安”，是保国和卫家这一对立统一矛盾的反映。保国和卫家从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是有对立的一面。平时对立性暴露得突出，国家危急时刻，一致性则显得充分。平时人们出役出钱免不了怨言不断，一旦大敌当前，人们就觉醒起来。在这里也讲一个故事。在天津市蓟县太平寨长城西段，有座至今保存完好的敌楼，名叫“寡妇楼”。相传，在明代戚继光指挥修建长城时，参加修建长城的有一支河南籍士兵。其中有１２名士兵的妻子，见丈夫经年不归，便结伴同行，风餐露宿，长途跋涉，来到太平寨修筑长城的工地后，知道自己的丈夫为修筑长城献出了生命，在墓前痛哭不止。戚继光见此情景，好言劝慰，给她们讲了修建长城的作用，并给每人发了优厚的抚恤金。可这１２名妇女却强忍悲痛，不仅将抚恤金献出作为修筑长城费用，而且自己也加入到了修筑长城的人群，以继承丈夫遗志，她们亲手建起了这座“寡妇楼”。几百年过去了，当地老百姓对这座“寡妇楼”总是充满了敬仰之情，并精心保护，不让它受损。这不也反映了人民对修建长城的心态吗？
再说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国人感到若大的华北连一张书桌都不能放的时候，国破家亡的危机摆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人们都觉醒起来，自觉地要“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人们是用多么大的热情自发地歌颂坚持长城抗战的勇士，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投入抗战的洪流，此时此刻人们恨之入骨的绝不是万里长城，恨之入骨的是不搞任何防御设施，全面溃逃，搞不抵抗主义的蒋家王朝。此时此刻，人们是多么希望我们国家有一个比万里长城还要坚强的防线，以阻断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的铁蹄。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讲到修长城的原因时说：“其道安在，曰：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他在评价秦始皇修长城时说：“始皇帝无道，而长城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孙先生把秦始皇的无道与修长城的有功区别开来，是很有见地的。他的观点，我们应当汲取。
修筑长城是为了和平安宁，孟姜女的故事，从根本上讲也反映了劳动人民追求和平安宁的愿望。孟姜女的故事流传了多少年，并未影响长城的修建，也未影响保卫国家其他设施的进行。所以歌颂长城永不倒的同时，孟姜女故事也广为流传。我们不要简单化地把二者对立起来，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永远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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