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城市的经济性特征不同，中国古代城市有两大特征，一是城市职能的*性，二是城市建设的规划性。中国古代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城市规划传统，是一个城市整体。中国城市的经济性特征虽然在宋代以后有了发展，但一直到清末，中国城市的特征仍然以文化为主，城市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部分。解放初期的５０年代，梁思成先生已经提出了“保护旧城，另建新城”的正确方针，可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依然没有充分吸取过去的教训，所谓摊大饼式的旧城改造，依然是从旧城的市中心开始的。到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旧城改造”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城市建设”无非就是“拆除旧城，建设新城”。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周围每天都在发生着，以至包括我们文物工作者在内，虽然也在不停地呼吁，但渐渐地变得司空见惯，由无奈而趋于麻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许许多多困难，每一位文物工作者都有切肤之感。我觉得目前最大的困惑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一是存在于内部的认识水平问题。

第一，来自外部的压力问题。在将追求ＧＤＰ的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轴心的今天，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１日《遗产周刊》５版刊登了该报记者李政采访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教授的采访录《徐苹芳谈基本建设与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在采访中，徐苹芳先生指出：在近年经济建设的高潮中，地方政府将经济指标放在第一位，往往是基建部门压倒文物保护。因此，在执行文物法的过程中，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