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伦理 重点在于建构公民道德。下面的这条资料，足以让每一位有心人体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文化报》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以《他们践踏的不仅仅是世界遗产》为题，用图文配合的形式报道：“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有关部门连续３天向南京市民免费开放。连日来，近３０万游客涌向明孝陵，一睹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人数创下历史之最。然而，让人痛心的是，镜头所及到处是游客攀爬古石像的情景。历经６００多年沧桑的古石像在发出痛苦的呻吟。”由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在对“公共财物”的理解及行为方式方面，存在比较大的欠缺。现代史上，鲁迅、张謇等人都曾对中国社会疏于保护文化遗产，表示过揪心之痛。积弊难除，因此如何从提升社会公德的角度，加强遗产保护的伦理建设，在今天就显得分外的重要和急迫。从世界范围看，珍爱和呵护公共性遗产，已成为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条基本准则。假如我们忽视这方面的生活伦理，那么中国的公共性遗产事业就将缺乏应有的保障。

社会伦理 这涵盖几方面的内容，包括公共行政伦理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伦理。此处仅就公共行政伦理稍作展开。公共行政伦理主要指国家机构、公共管理部门和政府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渗透在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政府过程的方方面面，与前述从业人员的个人职业道德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其关节点，在于公共事务如何体现合理和正义。美国伦理学家蒂洛在《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一书中，曾提出人道主义规范体系的五条原则：１）生命价值原则；２）善良原则；３）公正原则；４）诚实原则；５）个人自由或平等原则。在涉及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公共行政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社会各方在收益和代价的矛盾关系中，应引入上述原则以作为我们进行科学规划和有效操作的伦理基础。这样的社会伦理，在中国无疑属于一种“新”事物，其重要性和深刻的内蕴还有待揭橥。不过同样显然的是，对于中国遗产事业的发展，它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意义重大。

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萌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以后在欧美获得长足发展。按环境伦理的观点，人与自然之间也有道德要求，自然并非人类任意宰割的“奴隶”，而应该得到尊重和敬畏。这种伦理观后来又从自然环境延伸到人文环境，“环境意识”成为推进当代公共性遗产事业发展的重要新理念。其在中国生根，是在最近几年。

今年８月８日，备受争议的张家界百龙天梯在停运十个月后，又重新开张营业。在某些被请来论证的专家眼里，这座位于世界遗产地的“拥有最高的全暴露观光电梯，最高的双层观光电梯，载重量最大、速度最快的观光电梯”（因此获得了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竟然可以与法国艾菲尔铁塔相媲美。仅８月中旬，这座“世界第一梯”的日客运量最高已达６０００多人次（引自《中国经营报》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２日）。当地政府下定决心，开放“绿灯”。人们不仅要问：这种有损自然生态环境的工程，能被当今的环境伦理所允许吗？这大概已成为我们目前可以对此进行抵抗的最后防线！

制度伦理与文博行业的工作创新

近年来国内伦理学界开始关注对制度伦理的研究，这为分析、解决公共遗产事业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尽管大家对“制度伦理”尚未形成一致的见解，但研究和讨论中表现出的主旨基本上是相近的，概略言之有三点：一、制度伦理是依靠制度中所隐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引导并整合人们的行为，它将某种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结构化、实体化，以此来规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也展示了当时社会应该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二、应强调道德建设中制度约束的重要性，重视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重视对制度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三、文明社会的历史跨越都是以制度伦理的不断演进为先导的，今日“制度伦理”的问题凸现，其核心所在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重建。

引入制度伦理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推进文博行业的工作创新，特别是有利于贯彻执行“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本方针。所谓“合理”，其实就是要与各种正确的伦理观念相顺应、相符合；所谓“加强”，其重点正在于制度伦理的建设。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使我们所崇尚的伦理规范外化为管理，使管理成为提升道德状况、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制度安排和推动手段，从而切实地担负起“保护”、“抢救”和“利用”的重任。

这是中国转型期遗产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