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保护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既有自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也有可能发挥的社会价值。

第二，保护措施取决于价值取向，只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只要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可以相容，无论加固、防护、修复、迁建、重建，都是合理的选择。

第三，价值的取向来源于价值判断的信息。文物的真实性或文物的原状主要体现在其信息的真实性，并由此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据此，试举三项典型工程加以说明。

故宫。清朝覆亡以后，故宫就一直作为博物馆使用，为了收藏展览，许多殿堂改为展室，民国初年甚至把武英殿内部改为西式装修，还新建了一座德国式洋楼存放文物。而一些为宫廷生活服务的建筑则任其塌毁或加以拆改，许多宫殿作为仓库封闭。近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开始实施全面整修，如彻底修缮武英殿，重建建福宫花园等。但整修方案仍有争论，分歧点还是集中在故宫的价值定位。其实，故宫的价值就是故宫本身。它曾经是世界上地域辽阔、人口最多、民族最多、政令最统一、礼制最完整、财富最集中、功能最齐备的封建大帝国中央权力运作的中心，它最辉煌的年代是清朝的盛期，即“康乾盛世”。通过对建筑的修复，把这些历史信息真实地展示出来，就是对故宫真实性的最好保护，凡是符合这一价值取向的手段都是合理的。至于作为博物馆的功能，只要不损害这个真实性的，都可以保留，反之则应当退出。因此，拆除西华门两侧仿古高楼，恢复筒子河边的仓库连房和已缺失的内务府、造办处、上驷院、回缅宦学等，都应当列入保护规划之中。

圆明园遗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它的保护一直就存着恢复原状和保存残址两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两种价值取向的分歧。直到本世纪初，才确定要全面保存残址，重建量不超过１０％，这也正是基于对圆明园遗址价值判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圆明三园规模巨大，景观丰富，建筑精美，收藏无价，是１８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廷园林，只是由于朝廷腐败，国力衰弱，才被侵略者烧掠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也是世界文化的严重损失，更是殖民帝国的凶残罪证，遗址所起到的警示教育作用，就是它最大的社会价值。同时，现存的山形水系，遗址展现的景观布局气势，残件显示的精美工艺，也可以证明当时这所“万园之园”的富足与气派，这又是它的历史价值。惟有有效地展现出这种历史价值，才能更充分地反衬出其社会价值，因此对遗址的保护必须达到历史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为此，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完成的面积达２万平方米的含经堂遗址保护工程，采取了遗址发掘修整与残迹归安展示相结合的方法，把被破坏后的残状全部显示出来，同时清理环境，整修基址，修复山体，标志结构，使之成为一处可识别原状的遗址景观。

永定门城楼。北京之无愧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一条由永定门至钟楼长达７．８公里的中轴线。中轴线寄托着诸如国家民族统一，优良文化赓续，社会结构平衡，生活秩序合理种种“大同”理念，也象征着政令贯通、权力集中、法统延续等-理念。它既是一条城市景观线，更是一条礼制线、理想线，它的-价值更高于景观价值。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了永定门以后，中轴线便失去了南起点，因而只剩下百分之六十的长度。现在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使历史上的这条中轴线有始有终，正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真实性的点睛之笔。永定门留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测绘图和清晰的照片，还有同时期同类型的正阳门可为参照，考古发掘又找到了准确的基址，现在的材料工艺也可以做到当时的水平，可见永定门的重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提出文物保护的价值取向原则，绝对不意味着可以不顾文物的实际存在和历史价值而任意夸大或曲解其社会价值，从而为制造仿古景点和无限度开发利用寻找托词。相反，这一原则对文物保护走向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高屋建瓴把握价值取向，又要谨慎考据历史原状，二者缺一，都可能损失掉文物的真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