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名人故居蕴涵的人文价值各不相同，需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保护，只有适当、合理的利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名人故居在建设当代先进文化中的教育作用。随着近几年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名人故居、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等纷纷成为各地开发的目标，出现了一哄而上的现象。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内，一些影响老城改造的名人故居被拆除，被保留下来的故居修缮后多数是采取向社会开放一种利用途径，从而使这些故居面临着因盲目开发、不合理利用而导致的生存危机。据笔者了解，目前“开门迎客”的除少数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地理位置优越、庭院精巧别致的名人故居取得一定经济效益外，绝大多数名人故居门票收入并不乐观，困难重重，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如北京是我国聚集名人故居最多、影响最大的城市，在众多浏览名胜古迹的人群中，参观名人故居的寥若晨星。据报载，徐悲鸿纪念馆参观者月流量淡季三千人左右，旺季也就五六千人。宋庆龄、茅盾、鲁迅等名人故居参观者也很少。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的故居虽对外开放，门票收入并不能保障维修资金，其女被迫将珍藏的傅抱石先生的名画拿出来拍卖，以解修缮资金匮乏之急。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大多数已开放的名人故居都面临着活动、修缮经费缺乏、观者稀少等问题。由此可见，名人故居的人文价值高不等于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有选择地开放部分名人故居是可以的，盲目地将开放作为保护、利用名人故居的重要措施是不可取的，依靠开发名人故居促旅游业发展的做法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