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财富，它所具有的某种意义上惟一、稀缺和不可再生等特征，使其具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脆弱性。长期以来，文物保护事业作为社会纯公益性产品，远离市场，其兴衰进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或取决于国家政策和政府财政干预的力度。而保护经费的短缺，就使得文物部门总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于是，我们多么渴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上级领导的重视啊，因为在有限的财力资源分配中，重视程度的大小往往总是与给钱的多少成正比，它意味我们能否分到比其他行业更大的一块蛋糕。
然而，并非社会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事。因为，一旦偏离了科学理性的正确轨道，社会的关注有可能成为一种“公众的攫取”；领导的重视将变成一种蛮横无知的干预；充裕的资金有时候恰恰成为大规模破坏文化遗产的物质支持。既然市场经济奉行谁“买单”谁“点菜”的原则，伴随着某些首长项目而下达的拨款中往往就难免附带着或多或少的长官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文物工作者的正确意见则常常显得人微言轻，有时甚至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事实上，一些以牺牲文物保护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工程项目，在全国已经屡见不鲜。
如果有一天，一位热衷于在文物“保护”方面有所建树的长官答应拨巨款，让我们给长城贴上瓷片，我们还能说钱多了就是好事吗？
于是，我们渴望被重视，又惧怕被“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