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入本书的论文按论题类型分为四个部分。

“文化遗产科学”部分展示这一领域较为广阔的多学科基础。章建刚先生的“文化遗产的真确性价值与遗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摆脱了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文化学阐释或经济学阐释的传统角度，另辟哲学符号学阐释的新途径，从而使对遗产价值、尤其是对遗产“真确性”（authenticity）价值的认识焕然一新。他还将这一认识深入到对遗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思考中，其中的一些见解同样是令人深省的。中国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5千余年来在与自然共处、民族间共居，以及各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因此，历史地理学与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的重要性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辛德勇先生的“文化遗址与历史地理学”以丰富素材与实证方式，有力地论证了历史地理学，具体地说，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经济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学古典文献，在追寻、发现、认证、规划保护文化遗址中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色音先生的“文化遗产与文化人类学”，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内容、方式）开辟了新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他提出的“活态人文遗产”概念，在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这类遗产多集中与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处于特殊的“保护-发展”两难困境之中，因而特别值得关注。孔昭宸先生的“植物遗存的科学史意义”，不仅传达了最新的基于文化遗存的科学史研究成果，此文的价值还应从更高的层次，即“科技类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层次，加以认识。在中国，科技类遗产与文化艺术类遗产同样古老、丰厚，并往往相互交融，但它所获得关注远不如后者。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这是一个亟应予以重视与加强的方向。法律体制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它也是现时中国依然短缺的。莫纪宏先生的“论文化遗产权利的法律保护”以文化遗产权利概念为中心，讨论了它的内容、保护方式、中国有关法律的特点、以及主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他的文章为文化遗产法律问题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可供讨论的概念平台与理论框架。遗产保护标准是遗产管理中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论争热点。张成渝先生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是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不仅引经据典地阐释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而且提出了这一原则在中国的理解与应用中的创新，从而使这一原则向着实际操作的方向有力地推进。苏东海先生的“文化遗产消失规律与人类抗消失斗争”，既指出文化遗产消失的必然性，又提出抗遗产消失的可能性。并且，苏先生对抗消失的可行性讨论，由技术层面提升到国家制度层面，进而提升到可持续发展高度上。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与利用）具有革命性意义，张晓明先生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一文使人对此耳目一新。同时，遗产数字化成果又是一项价值极大的知识产权。在中国遗产数字化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尚须仰仗于人的情况下，中国遗产主管部门与遗产单位应有充分的知识产权风险意识。文化遗产的经济功能，已成为影响当代遗产管理制度的特殊因素，成为当代遗产界与经济界的新的研究点与新的学科生长点。徐嵩龄先生的“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经济学：缘起·概念·主要论题”一文，既一般性地讨论了遗产的经济学特征以及遗产管理制度的基本选择——非盈利性经营，又着重剖析了当前泛滥于中国遗产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制度改革问题。他基本否定了现时的“经营权转让”或“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制改模式，并提出新的经营制度设想。

“大遗址保护”部分包含四篇论文。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之一。赵中枢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念与规划的若干问题”一文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义、类型、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作了全面、精当的阐述。同时，他还有针对性地讨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理念与公众参与问题。这些知识无论是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管理者还是社会公众均极富教益。遗址是中国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另一主要类型。陈同滨女士的“中国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多学科研究”一文同样全面而精当的阐述了大遗址概念，它的类型多样性，国外遗址保护的不同模式，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状况与问题。她尤其着重讨论了大遗址保护规划中的多学科方法学问题。她的阐述与实例研究对业内规划师具有启发意义，对业外爱好者具有启蒙意义。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规划中具有特殊意义，不论这一城市是否历史名城。王世仁先生的“保存·更新·延续：关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若干基本认识”，是积累几十年城市古建保护经验之作，文章虽短，但凝练而厚重，它将理论思辨与实践体验融合在一起，将技术性思考与政策性思考融合在一起，将北京案例与全国普遍性问题融合在一起。这些智慧应成为我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财富。洛阳石窟举世闻名，其历史文化价值自不待言。然而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耗资甚巨，历尽艰辛。张乃翥先生的“龙门石窟的世界遗产申报与管理”一文，概述了50年来龙门石窟的建制史，她的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以及现在的管理现状。从各方面看，龙门石窟都堪称中国大遗址命运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它在申报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现仍面临的问题，都说明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叶铸先生的“历史文化名城评价的数学模型：昆明案例”一文虽然简朴，但具有先导作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数学模型可以用于历史文化名城管理，而且意味着这一方式也可用于其它类型的文化遗产管理。

第三部分是“博物馆学”。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定义的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这一部分集纳了6篇论文。它们从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讨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问题。敦煌是中国最早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者之一，敦煌学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主管敦煌遗址的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收藏、遗址保护、科学研究、展示与服务诸方面，均代表着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一流水平。樊锦诗女士在“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一文中，面对进入21世纪的新形势与新使命，提出“世界一流的文物收藏，世界一流的遗产保护，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世界一流的展示与服务”的目标，其意义不只在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产与敦煌学，还在于它对中国其它的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单位的导向与示范作用。杨志刚先生的“博物馆发展的新方向：功能·类型·管理”一文，在文化遗产范畴日益扩大、类型日益丰富、数量日益增多的今天，适得其时。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博主管部门与文博单位亟需了解与解决的问题。杨先生的阐述极具逻辑性与资料性，并且将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结合起来。这无疑增强了论文的吸引力与参考价值。当代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泛化与强化。王芸女士的“论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兼论我国相关体制的改革”一文，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国际博物馆界在这一方向上的新认识与新实践，并针对现时中国博物馆管理的实际状况，提出具有相当针对性的体制性与制度性思考。这对中国博物馆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人才是一切事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徐湖平先生在“论博物馆的人才问题”一文中，以他在博物馆管理领域的阅历，回顾了中国博物馆人才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并对博物馆人才类型、人才配置、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中国博物馆的现时困境是无用赘言的。为使博物馆“解困脱贫”，高大伦先生的“激活中国博物馆的几点思考”在简述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三个阶段之后，对如何激活中国博物馆提出一系列对策。他在博物馆定位、管理经费、人才竞争与延揽、博物馆市场、文物收藏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见解，是相当有力的。文化遗产保护应是一项社会性行动。私人博物馆是这类社会性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私人博物馆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天地。作为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馆长的马未都先生，他的“私人博物馆的意义与经营”，不仅其办馆经验值得博物馆界借鉴，其面临的种种困境与发出的吁求，也反映着中国私人博物馆界的心声，值得国家主管部门关注。

最后一部分“文化遗产管理与经营”是当代中国和全球遗产界的热点，也是本书的重点。“管理”与“经营”概念在本书可作如下语义学界定：“管理”是就遗产事业的整体而言；而“经营”则专就遗产管理中与市场需求有关的部分、即遗产产业而言。由于遗产产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日趋上升，由于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地位日趋上升，遗产的经营问题不仅不能回避而应亟需重视。今天中国文化遗产界面临的社会环境有三个特点：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② 向着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转型；③ 包括遗产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这一形势既为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压力与风险。张文彬先生的“新时期中国文物管理的制度建设”一文，在全面概述了中国文物管理体制后，重点就现代文物事业的意义、文物保护法的修改与完善、文物工作方针、文物工作在中央政府层次上的多部门协调、文物保护的“五纳入制度”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准确的、相当权威的阐释，展示了中国文物管理事业中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谢辰生先生与李晓东先生是中国文物部门的老领导与老专家。谢先生的“四种倾向威胁当代中国文物保护”对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保护工作“大得大失”的坦率评价，对当前文物工作中出现的“文物价值经济化”、“文物工作产业化”、“文物管理市场化”、“文物产权国际化”等四种倾向以及“伪市场经济陷阱”现象的敏锐洞察，均令人振聋发聩。李晓东先生的“论文物业与产业的关系”一文，精细地辨析了文物与经济资源之间、文物业与经济产业之间的差异，同时又指出它们之间的可能联系。他认为，文物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应是与后者“相适应”，而不是“转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谢、李二位先生的见解，既是对当前工作失误的批评，又是对今后工作的警示。甄朔南先生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营销学：以博物馆为例”在中国是相当有新意的。营销（Marketing）概念引入遗产领域在发达国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已成为遗产产业的主要的与基本的概念之一。甄先生以国外博物馆为例，他对遗产营销概念和经营策略的阐释，是相当全面、准确的。这对我国的遗产管理者极为有益。罗佳明，周海炜两位先生的“制度转型期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管理理念”，既说明遗产管理理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又讨论中国制度转型期遗产管理理念面临的特殊问题。他们文章的新鲜之处在于从理念角度来-遗产管理。这是一个有着相当深度的论题。

本书的这一部分还有一组专门讨论遗产旅游业是论文，它们是：张小可先生的“旅游与文物结合的新思路：兼论文物管理体制改革”，陆建松先生的“‘文物单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再思考：论文物保护与旅游利用之间的关系”，曹兵武先生的“论文化遗产旅游的遗产保护问题”，李万贵先生的“如何实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清东陵案例”。遗产旅游业是发挥遗产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主要、最合理的方式。一种既能确保遗产保护、又能有效利用遗产的制度的建设，涉及遗产管理部门与旅游部门的关系，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涉及遗产所在地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决策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引起广泛的社会论争的一个热点。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上述四篇论文虽未覆盖遗产旅游业制度建设的所有论题，但它们大体反应了典型的介入方在典型问题上的典型立场。张小可先生在批评现时文物管理制度的主要弊病的基础上，根据陕西旅游集团的实践，提出建立文物与旅游新关系的设想。他主张应按照“文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甚至“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分离”的原则，对文物资源进行市场经营。这基本上是旅游部门的立场。陆建松先生则是上述做法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陆先生对“文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的反对，既以国内外关于文化遗产的法规为据，又以中国相当多遗产单位在实施这一原则后普遍出现文物破坏的实际景况为据。曹兵武先生则是正面阐述文化遗产旅游业应当如何实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指导原则，旅游规划，政府部门的作用等）。他在论文的结尾说，“文化遗产应当在旅游中被观赏，被分享；在分享中被保护，诠释和延续”。这一提法相当精妙地说明了文化遗产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李万贵先生面临着与张小可先生相同的课题，追求相同的目标。所不同的是，他是文物界人士而不是旅游界人士。人们可从他对遗产旅游业的具体处理中，发现他与张小可先生的共同点与差异点，从而可进一步发现解决遗产旅游业制度建设的某些症结。

总之，本书既展示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领域中论题的多样性，又展示了立场和论点的多样性。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尤其鼓励作者对自己论点的表述是建立在对他人论点剖析、讨论乃至争论的基础上。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我们不必回避交锋与论争，而应尽可能使争论明晰化。而上述论题多样性与论点多样性还说明，文化遗产科学所需的学科基础是相当庞大的，它在理论上至今仍不能认为是成熟和完善的——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鉴于中国遗产问题的复杂性质与紧迫性质，建立文化遗产科学应是中国遗产研究者的一项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