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白地说，就是不能把城市的所有功能都集中在市中心区，让市民们晚上“艰难跋涉”到郊区去睡觉，一大早又拥挤在进城上班的车水马龙里。这个理论提出，应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机分散”，多中心地发展；郊区的卫星城，应该创造居住与就业的平衡，这样不但可减轻交通的负担，更会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而且各个分区之间，以公园、绿地相隔，城市的生态环境美仑美奂。

你的生活方便吗？你每天上班，路上需要多少时间？每个月的交通费用是多少？这些问题均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对照这个城市规划理论，就不难对我们的城市作出中肯的评价。看似高深的学说，就是如此的“平易近人”。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８４年前沙里宁担忧的、５０年前梁思成与陈占祥力求避免的那种畸型发展的模式，仍在我们的城市中继续。有的城市，在郊区规划了数十万人口的居住区，这样的规模，就是一个中等城市了，但其功能就是让人居住。如此巨量的人口，每天均要进入市区去就业，城市交通何以为堪？市民生活何以为便？而这种简单地以改造与发展城市中心区为方向的建设模式，不但使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文化遗产的保护陷入被动，还从根本上阻碍了一个现代城市基本功能的实现。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痛苦的探索，许多城市已迈出了良性与科学的发展步伐。上海市以空前的气势建设浦东新区，使老城区密集的功能得到合理的释放，浦东已成为展现“东方明珠”风采的华丽乐章；苏州也在古城之外另辟新城，既保护了历史文化名城，又为城市的未来开拓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分区建设，新旧两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

如何使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相互促进地发展？这是这股文化热潮的一个鲜明主题。在这方面，梁思成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形象而被人牢记。人们都熟知他当年反对拆除北京城墙的故事。但是，今天，北京明城墙遗址的修复工程已开工在即，政府将斥巨资清理遗址周边环境；古都南京的明城墙的修缮工程也在进行之中；而在古城西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将古城墙整理成为梁思成所理想的环城公园，在这里，诚如梁思成所言：“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时代是真正地进步了。

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在这股清新的文化热潮之中，涌动着公民们认知建筑的渴望。他们已不再把建筑看成是建筑师的专业、决策者的专权。他们正在对建筑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深知，建筑是如此密切地跟生活发生着联系。这正是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公民起码的素质。

这一可喜可叹的转折，让人想起梁思成１９３２年在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中的呼吁：“因建筑的不合宜，足以增加人民的死亡与病痛，足以增加工商业的损失，影响很大，所以唤醒国人，保护他们的生命，增加他们的生产，是我们的义务”，“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为社会破除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

图片说明：

“丽江模式”被称为是可持续性文化旅游发展的楷模，它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项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