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新概念

第一是将保护对象称为“地方”（Ｐｌａｃｅ）。这是一个很难找出与现成的中文概念相对应的词。尽管澳大利亚伊考莫斯的名称中沿用的仍是“古迹”（ｍｏｎｕｍｅｎｔ）和“遗址”（ｓｉｔｅ），但他们却坚决反对把保护对象称为古迹遗址。理由为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历史遗产的“文化意义”，而古迹遗址只是实物遗存。因此就有了第二个新概念，即把被保护的实物称为“构件”（ｆａｂｒｉｃ），其意义就是，“构件”不过是构成“地方”的一些物质材料。与之紧密相关的就是第三个新概念“文化意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构件”尽管很多，但不具备“文化意义”，就不能成为“地方”。所谓文化意义，就是具有美学、历史、科学或社会价值的某种特殊的形态或印记。他们认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都可以称为古迹遗址，但不一定都够称得上是“地方”。“地方”必须具有文物的性质。一定要找对应词的话，与我国的“文物保护单位”相似。在通常的概念中，和“历史遗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有些相似，因为它是有价值的一份财产。

依照这些新概念，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一些经常困扰保护工作的难题。例如，保护中面临许多矛盾，或面对许多实物时，应当怎样分辨主次轻重；面临许多选择时，采用何种保护手段最为合理；在保护工程中争论最多的，诸如整旧如旧还是整旧如新，保持现状还是恢复原状，迁建、重建、改建的尺度如何掌握等等，都取决于对“地方”的文化意义的评估，评估的结论明确，施于构件——实物的手段也就明确了。

三个《指导纲要》

《巴拉宪章》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它的３个《指导纲要》都是法律和行政管理认可的行业规范；是政府在审批保护方案，检查保护效果，有针对性地施行管理手段的基本依据；也是把保护理论、国家法规和客户要求统一起来的可操作的工作方案。

第１个指导纲要是“文化意义”。这是实行保护工作的根本依据，它规定了构成文化意义的主要内容和对其评估的要求。它强调对文化意义的评估不牵涉、不考虑实施保护的外在条件，包括法律的、管理的、经济的、技术的一切条件。因为文化意义是永恒的，而外在条件是可变的，不能因为暂时的可变条件而改变永恒的价值。

第２个指导纲要是“保护工作政策”。这里的“政策”，是指实施保护工程的可行性方案和具体工作内容。对文化意义的保护是长期一贯的、战略性的，但在具体实施时则必须是可行的，必须充分考虑客观的、外部的条件，在现实的条件下尽可能保护和展示文化意义的价值。因此，它牵涉面最广，既有对当前实物遗存（构件）的保护、利用、展示、管理，也有未来的发展计划，还要顾及公众生活和客户、业主等方方面面的利益。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一切政策都在于有效地保护一处“地方’，充分展示其“文化意义”。

第３个指导纲要是“进行研究与书写报告的程序”。澳大利亚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一切行为都要有法可依，按程序行事。对于保护文物建筑来说，国家的审批必须以研究报告为对象，批准后的报告就是实行保护的法规。因此，如何按程序进行研究和按规格书写报告，就成为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澳大利亚就有一些专门从事文物古迹评估研究和书写保护（或改造、拆除）报告的公司，其中声誉好的，得到议会和政府的信任，事实上等于代政府决策。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对它们的保护（或改造、拆除）必须慎之又慎，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职业责任心，并承担应有的责任。一份报告可以决定一处文物古迹的命运，程序绝不只是形式，而是体现了保护工作的严肃性。

几种保护手段

澳大利亚文物古迹的实际状况是：“两头多，中间少”，即土著人早期的遗迹多，１８世纪以后的建筑多，而中世纪以前几乎是空白的。所以，保护手段也规定得符合这一实际。《巴拉宪章》规定的保护手段有：

１．维护（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主要是一种管理手段，特别强调的是许多非建筑的遗迹，如殖民时期的牧场、森林、水池、道路和当时的一些生活、生产、交通用具都应经常维护，不要改变原状，并及时排除一些自然侵蚀。这种手段类似我国的“日常保养”。

２．保存（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我国通称为“防护加固”，主要是指对实物遗存采用外加保护措施，防止或延缓由于自然力引起的损伤。主要是使用现代防护材料保护岩画和一些石质雕刻、彩绘等。

３．修复（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我国通称为“修整”，主要是指去除后代添加的部分，恢复坍坏的部分，修补少量残缺的部分。修复的原则是只减不加，只修不建，只把现有状态修“复”到已知的早期状态。

４．重建（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我国通称为“修复”，主要是指将已缺少、残毁的部分按照已知的原状恢复起来。这种“重建”（修复）和近年来我国颇多的“复建”完全是两码事。第一，重建必须存在有较多和较完整的遗存，恢复量占现存量的少部分；第二，重建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主要的依据是残存的构件；第三，特别强调的是，重建不同于“再建”（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更不同于“推测性重建”（ｃｏｎｊｅ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前者指的是在已完全没有实物遗存的遗址上建造一个复制品，还有证据证明与原物相同或基本相同；后者则完全是一种推测设计，无从证明是否与原物相同。《巴拉宪章》明确指出，这两者都不属于文物保护的范围，当然更不允许用于保护对象。不过，关于已毁文物古迹的“再建”，各国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在俄罗斯，就把这作为一种对古建筑保护修缮的高标准手段，巳残缺的要焕然一新，已毁去的要重新建造。在中国，有些复建是必要的，也有充分的依据，但也确有既无必要又无依据的，而且数量颇多。

５．改建（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我国通称为“功能更新”，主要指为适应现在的使用功能，对原有建筑进行适度的改造。改建与文物古迹的“相容用途”（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ｕｓｅ）直接关联。大家都承认，文物古迹应当加以利用，但这种利用必须与原物“相容”。这里的“相容”有三种涵义：一是不会改变能体现原有文化意义的实物；二是改变了的部分大体上仍能修复回原状；三是改变后造成的影响不大。《巴拉宪章》的这一条规定，与其说是放宽了对保护的要求，毋宁说更有利于保护。近年来各国的实践证明，保护与利用既可能产生矛盾，也可以相互促进。提出在“相容用途”的前提下允许适度改建，也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保护观念。

一种新观念的推广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证明，澳方坦言，他们为推广《巴拉宪章》奋斗了２０年，最终以爱尔兰人的坚韧固执（澳大利亚人多为爱尔兰后裔）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不少业主申请翻建、改建古旧建筑，政府主管部门首先要看其要求是否符合《巴拉宪章》。一些古建筑的修理、改建，即使是一项小小的工程，也要请教《巴拉宪章》。与此同时，按照《巴拉宪章》保护古迹，确实给澳大利亚有关行业和人士带来了不菲的声誉和收益，也为澳大利亚文物保护工作建立了良性的运行机制。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澳方承认，和中国相比，《巴拉宪章》还需要补充一些内容，例如中国近年推行的将文物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文物古迹必须编制全面保护的规划、高度重视古迹周边的环境治理等，都是很重要的先进的观念。

（作者：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