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　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需要，着重章句推衍　，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　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　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　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　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　“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　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　，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　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　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　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　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　。”[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