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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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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时期。人类社会出现颠倒荒谬，人们往往怪罪-家。其实，始作俑者，不是-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有密切关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带来了后遗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回顾到二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元创时代。在东方，佛陀、孔子、老子，他们为人类的真心、良知和至善举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东方社会几千年的历程。打倒他们，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乱，世道何以不浊！对于他们，不是“除魅”，而应是“复魅”。因此，重新修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一定要找回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在不仅对中、韩、日三国是极其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重要。
在中、韩、日三国，儒释道三教曾经是共同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无论韩国还是日本，儒佛两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声相和，中、韩、日之所以能维系数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话语材料。
从全世界历史的总体范围来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中能够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汉文化圈中才有可能。这恐怕涉及到东西方对“宗教”功能的认识就有差异。“宗教”，是现代语汇概念源于日语shukyo，是对英语religion的意译。Religion，强调信仰，以自身信仰为主体，排斥任何客体，信仰对象不变化时，信仰者就只能追随不变。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汉语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释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设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开宗立教，是为了辅助王道，教化百姓，启发智慧，解除烦恼，安祥人心，稳定社会，总之，不是以“教”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主体，为社会服务。因此，“以天地立心，为往圣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成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功能的基本认识。“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一”是超载于“教”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同戚，经过一个时期的论争磨合，终于达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东方宗教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贡献，从本质上讲，仍然应该是提供以教化为已任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对于突出自身主体性因而产生排他性的宗教来说，东方宗教文化将成为借鉴的典范。
当然，由于东西方文明仍处于交错撞击的历史时期，目前，东北亚三国的传统宗教文化都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一、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条件下，重新建立年轻一代对正当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佛神圣的正确理解和正常仰慕。
对青少年的引导，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再认识和新阐释，要形成一种思潮、两个导向。一种思潮，即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复魅、复归、复兴，加以不懈的鼓吹，树立社会的正气和荣尚。两个导向，即引导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以国力推动；即引导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使每个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从感性到理性都发生转变。
如何使儒佛禅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的教化作用，重新成为三国加深交往、共同发展的牢固纽带。
东亚的儒佛禅思想虽源于中国，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前，始终处于为中国的落后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几代中国人，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儒佛禅只有浅薄混乱的认识。相比之下，韩国之儒佛、日本之佛禅，都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没有失去社会精神支柱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以汉文化即儒佛禅宗教文化反哺中国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在，中国虚下心来再学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禅的根毕竟在中国，且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复兴，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邻”，中、韩、日三国在文化交流中会推动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会使文化的纽带更牢固。
如何弘扬儒释道文化传统的精华，与西方文明对接，取长补短，共创人类新文明。
进入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是其融合的过程，恐怕还需要几百年、上千年。佛教与中、韩、日三国，儒教与韩、日两国，都创造了在和平友好的交往中，不同文化最终水乳交融，和而不同的典范。这也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的前景。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仅仅西风东渐是不够的，东风也要向西方吹。日本将禅向欧美传播的经验，是东方宗教文化向西方普及的范例。在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要西方以谦虚的态度聆呼东方的声音是不容易的。但是，东方宗教文化“上善若水”，其质虽柔，柔可克刚。三国的经济背景虽有不同，但是三国的宗教文化精神力量确有同一性，以接近同一的东方宗教文化，和平地持久地共同面向西方，将形成西方文明不能不正视的态势，而最终将造福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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