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术界的观点，穆斯林社会的构成应该包括以下三大基本要素：穆斯林群体、清真寺和由穆斯林共同遵行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情趣和道德伦理结成的社会关系[1](P538)。依照这一标准衡量，唐宋时期入居中国的蕃商所结成穆斯林社会结构并不十分完善，但从元代起，回回穆斯林社会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
　　伊斯兰教寺院在元代官方文献中被称作“回回寺”、“密昔吉”等（注：“回回寺”的称谓见《元典章》卷17，户部3。“密昔吉”的名称见《一二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载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元朝统治者曾多次发布诏令，对其加以保护，“不得俗人搔扰”，“宫观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住坐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2](P5,27)。元朝境内，随着“回回之人遍天下”，礼拜寺也如雨后春笋般普遍修建起来。至正八年（1348年）所立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说，“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远非唐宋时期所能比。元代来华穆斯林中，有许多著名的伊斯兰宗教学者和世俗学者，有利于穆斯林群体更多地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特征。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曾经描述说：“其善变者则无几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3]。可见，当时的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化观念和规范。文献记载也显示穆斯林间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联系，如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载，回回人普颜帖睦儿奉命统领中山府兵马，主动询问当地回回人宗教情况，慨然捐资重建礼拜寺。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统治机构之下，存在着各种血缘的、地缘的和其他性质的民间社群，这些对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有着极大影响的社团一般都有自己的组织、行为规范和约束机制，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国家统治与社团控制、国家法律与社团习惯法共存的二元化特征。元代回回社会是以宗教（伊斯兰教）为纽